康熙帝曾经说自己“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八)这倒不是康熙的自诩之词，而是他在治国理政中时刻遵从的一项准则。他曾经先后八次拒绝群臣们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就从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例证。这八次拒受尊号的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shuǎng)归降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噶尔丹后；此外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寿辰(1702、1712、1722)之时共三次；登基五十、六十周年(1711、1721)时共两次。

在封建时代，给皇帝上尊号是一种“大典”，所谓“加上尊号，典礼甚大”。(《康熙政要》，第242页)因为对于一个乾纲独断、至尊无上的封建君主来说，权力和地位都已经臻于巅峰，无可再增，所以“上尊号”便是扩大政治威望、提高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康熙皇帝拒绝这类活动，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我们可以拿第一、二两次的情形作一点剖析。

康熙初，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对清朝中央政权阳奉阴违，形同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下定决心撤藩，吴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起兵与清对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藩之乱”。三藩兵力一度占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四川、湖南等省及江西、浙江、湖北、陕西、甘肃一部，对清政权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整整八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在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两年以后，一直占据台湾奉明朝为正朔的郑克塽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归降清朝，实现了台湾的统一。这两件事无疑意义重大，正是以此为标志，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著名的“康乾盛世”。所以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群臣们提出要给康熙帝上尊号，应该说也是适逢其会。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具体情形。

平定“三藩之乱”后最早提出要给皇帝上尊号的是监察御史何嘉佑，他的理由是：“今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所以“应加皇上尊号，以彰功德”。(《康熙起居注》，第一册，第787页。以下凡引此书者只注页码)此后，有的人也许出于真诚爱戴，有的人也许出于对权力崇拜，有的人也许出于阿谀逢迎，有的人也许出于从众心理，总之，大臣们从亲王、内阁大学士、九卿到詹事、科道等官员，凡是身份和地位具备向皇帝进言资格的，无不争先恐后，纷纷上奏，掀起了一场请上尊号的热潮。

有些人重复着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强调“三藩之乱”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康熙帝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说：“所奏称天下荡平，皆朕一人功德所致”，“这所奏无益”。(第787页)他多次同大臣们回顾了平三藩的决策情形，表示这一场斗争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如“事有错误，朕亦自任，断不归咎于人”。现在取得了胜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将士用力，“疲于征调”；百姓困苦，“敝于转运”，连官员也裁减俸禄，以供军需。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若遂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赉(lài，赏赐)，实可耻也”。(第792页)

另外一些官员则强调，“今三藩殄(tiǎn，灭绝)灭，后患尽除”；“海宇宁谧”，“天下乂(yì，安定)安”。有的甚至用了“当此盛世”这样的字眼(第786页)。既然天下已经太平，皇帝“功德巍巍，自古圣君所不逮，理宜恭上尊号”。(第800页)对于这样一些议论，康熙帝却按照另外一种思路，讲了另外一番道理。他跟太皇太后说：“自寇乱用兵以来，将士罷(同疲)劳，民生困苦，疮痍未复，喘息未苏。虽兵戈乍戢，疆宇初平，国家纪纲正宜整顿，地方元气正宜培养，臣何敢宴然自处，以为太平无事，受纳尊称。”(第798页)他跟大臣们说：“顷虽贼乱削平，地方底定，而民困未苏，疮痍未起。君臣之间，正宜各加修省，息兵养民，布宣教化，务以廉洁为本，用致太平。”(第792页)“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叠现。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民间)敝于转运，困苦者未甦(同苏)。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仍未复旧。每一轸(zhěn，悲痛)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bǐ，使)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朕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第792、793页)

当大臣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时，康熙帝斩钉截铁地说：“朕意已定，决不允受。如受之，则前言为虚矣。”(第800页)“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此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各宜洗心涤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尔等可向九卿各官悉谕朕意，不必再行陈请。”(第793页)

两年后，群臣因台湾统一，“神功圣德，超越千古，非加上尊号，无以慰臣民仰戴之愿”，再一次请上尊号。康熙帝同上次一样，坚决拒绝。他说：“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张粉饰？”“朕但愿以平易之道，图久安长治，不愿烦扰多事，可将朕意传谕九卿、詹事、科道知之。”(《康熙政要》第242页)

一些评论者往往把康熙皇帝拒受尊号的行为，归之于他的谦逊。例如《康熙政要》的执笔者在谈及此事时就说：“群臣请上尊号，至于再四，而谦让弥坚，至德益广。”(第803页)《康熙政要》也把这些事迹纳入《论谦让》这一卷的内容之中。这当然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个人的品德修养，似乎还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读一读详细记录皇帝言行的《康熙起居注》这部书，可以发现，康熙帝对于大臣们一些“颂圣”的话，有时明明是言过其实，也常常会欣然接受。所以，他的拒受尊号，更为重要的还是反映了他作为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难得的宽阔政治胸怀，反映了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的政治风格。如果把问题提高了来看，可不可以说，正是这种政治胸怀和政治风格，使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康乾盛世”开拓者的角色。如果他一味追求虚名，受到损害的将恰恰是他的政治实绩，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