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法律制度建设鼓励官员大胆开展工作，又杜绝其以权谋私，是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唐代法律关于“公罪”与“私罪”的区分给我们很多启示。

　　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公罪”和“私罪”两大类。“公罪”也称“公坐”，《唐律疏议》解释说：“私曲相须。公事与夺，情无私曲，虽违法式，是为公坐。”就是说，“公罪”是因承办公事不力、失误或者差错，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公罪”的确定，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私心”或有“私利目的”，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式”。换言之，公罪就是官吏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出以公心”的违法行为。因为“违法式”既可与“公心”相关系，也可与“私心”相联系。

　　关于“私罪”，唐律注云“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疏议进一步解释说：“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是说承办公事时，出于私心动机，迎合上级或皇帝好恶，不讲真话，也和私罪相同。具体如“对制诈不以实者，对制虽缘公事，方便不吐实情，心铗隐欺，故同私罪。受请枉法之类者，谓受人嘱请，屈法申情，纵得财，亦为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