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下级尤其是身边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刘少奇总体原则上一向严格要求、严谨周到，但他的工作态度和指导方法却比较宽容温和、细腻入微（特别是面对工作上不小心出现闪失的同志他从不板起面孔大声训人），总是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在严与宽的把握上恰到好处，从而使大家在同志式平等的宽松氛围中心情舒畅地圆满完成任务。杨淑梅（1952年至1958年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刘振德（1956年至1962年为刘少奇当机要秘书）等，就亲见亲历了刘少奇如上的可贵风范。

　　刘少奇对刚来上任的秘书刘振德提出了三条工作要求。刘少奇说：“到我这里工作，第一是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要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

　　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小孩，都一样。”(在谈到“小孩”两个字时，少奇同志还特别加重了语气)“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有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

　　在刘振德上班后的第一天，刘少奇按电铃叫他去拿传阅文件。

　　刘振德迅速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由于生怕打扰了刘少奇的工作，因此他尽量放轻了脚步，以致他已站在了面前，刘少奇还在聚精会神地埋头审阅文件。刘振德低声请示道：“少奇同志有事吗？”

　　刘少奇这才将思路从文件内容中撤出来，缓缓抬起头，轻轻地“哦”了一声，然后用右手指着办公桌的右上角说:“我看过的传阅文件，就放在这里，你拿去就是了。”又用左手指着办公桌的左边最下层的一个抽屉说:“这里面是我看过的，但不需要办理的一些文件，过几天满了，等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就撤走。办公桌上的其他文件，你不要动，叫你撤时你再撤。”

　　刘少奇交待得很清楚，刘振德听得也十分认真。虽然这是两件很细小的事情，但都是机要秘书经常会碰到的，若不熟悉刘少奇的办公习惯，就不能做到得心应手。不该打扰而打扰了他，岂能不影响他的工作？所以，刘振德很快理解了刘少奇这些话的意思，一是叫来向他交待要办的事情，一是叫他拿走传阅的文件。而拿走文件时却有个讲究：如果在他办公桌的右上角，来后取走就是了，不必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办公桌左边最下层的抽屉是他放看过的文件的，要在他不在办公室时拿走。总之，在他思考问题时不要为拿传阅文件而打搅了他。

　　从这件事中，刘振德深切地感受到刘少奇工作作风的科学严谨和卓有成效。同时，刘少奇这分明是在指点刘振德怎样当好一个秘书。以后遇到的几件事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天，刘少奇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把刘振德叫去，将开会的主题、时间、地点、简要内容和参加会议的人员等一一作了指示。刘少奇交待的别的事情，刘振德都听清楚了；唯独当提到参会的那一串人名时，因为当时有点紧张，加之对刘少奇的口音还不完全熟悉，所以没太听清楚。

　　这时，刘少奇好像洞察秋毫似的，有些不放心，便马上把眼前的笔和纸递给刘振德，说：“请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写在纸上，让我看看。”

　　依照默记，刘振德立即把刚才听到的一一写了出来。

　　刘少奇拿过去那一页纸，迅速扫视一下，看后又提起笔把“陈毅同志”改成了“陈云同志”（因为这是个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

　　刘振德站在旁边将刘少奇的这一举动看得一清二楚，他的脸微微有点红了。心中不由得暗自批评起自己来。同时，他紧张得手心里都要攥出汗来了，心想：这回领导同志恐怕要对我加重语气而不客气了吧？

　　可是，只见刘少奇微微笑了笑，说:“错的不多，只错了一个字。”

　　略作停顿，刘少奇又意味深长地说:“不过，这一个字很重要，一个字换了一个人。”

　　听完刘少奇的话，刘振德的紧张感顿时就消失了。从此，刘振德在刘少奇办公桌右上角的文件上放了几张纸和笔，刘少奇交代什么事时，刘振德都会尽量做好记录，最后再让刘少奇过目一下，漏了的就当场补上，错了的就及时纠正过来，既锻炼了辨别湖南口音的听力，又提高了自己的笔记速度，也避免了出差错。

　　就像以上这样，刘少奇从不声色俱厉地大嗓门批评或训斥身边工作人员，而总是耐心细致地纠正工作人员的某些失误或差错，指导他们如何科学、有效、准确地完成工作任务。有时他看到工作人员有些局促紧张，还会微笑着说上几句幽默风趣的俏皮话，使工作人员的心情马上轻松了许多，气氛也就立刻活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