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 曾被列宁[LieNing]称为“受党爱戴的人”

　　对于布哈林这个名字，中国共产党人一点不陌生。早在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启蒙小册子走近马克思主义的。此书成为当年每个入党申请人的必读书。

　　随着斯大林[SiDaLin]1930年代的大清洗，布哈林这个名字从我们的记忆中被“清洗”掉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对农业发展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道路认识的深化，布哈林再次走近我们。当年布哈林与斯大林[SiDaLin]激烈论战并最终造成个人悲剧的“新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后来被誉为“唯一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布哈林本人也被誉为列宁[LieNing]身后布尔什维克高层最理解新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意义的人。19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还掀起了一股“布哈林热”。

　　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论争被上纲到政治斗争

　　列宁[LieNing]逝世后，布哈林是继承和发展新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的代表人物，但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发生了冲突。

　　托洛茨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了超工业化计划，主张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增加赋税等牺牲农民[NongMin]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布哈林认为这将破坏苏维埃政权工农联盟的基础并出现灾难性后果。他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应该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转换，应该进一步减少对农民[NongMin]的限制，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使农村雇工合法化，减少农业税收，让农民[NongMin]自由地种地、生产和销售粮食，同时降低工业品的价格，从而获得农民[NongMin]的支持，促进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布哈林有一句名言：“俄国将拉着农民[NongMin]的大车以蜗牛爬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布哈林“阶段性不能超越”的新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观。在1925年党的十四大前夕，布哈林向农民[NongMin]发出号召:“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有人压制你们。”

　　季诺维也夫指斥布哈林的讲话是“富农倾向”，并强调富农的危险性，要求对富农保持压力，增加对富农的税收，部分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广大型集体农庄，更加重视工业的发展。季诺维也夫强调说：“新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只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退却，它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掩盖新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的消极面，必须防止右倾的危险。”他还特别攻击了布哈林让农民[NongMin]发财致富的思想。

　　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上的论争，客观上配合了斯大林[SiDaLin]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场关于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论争的初期，斯大林[SiDaLin]静观双方争执，一直不表态。斯大林[SiDaLin]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布哈林的经济才干和理论权威地位，在驳斥和批判反对派的斗争中占得先机。斯大林[SiDaLin]一方面赞同布哈林的主张有现实操作性，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又要布哈林承认“发财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

　　布尔什维克1925—1927年间的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基本上是布哈林的思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布哈林进行猛烈抨击，而斯大林[SiDaLin]营垒则称布哈林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敢于“说出自己思想”，是“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

　　后来，当托季联盟被彻底摧毁后，布哈林这个昔日功臣、斯大林[SiDaLin]的座上客沦为了阶下囚。

　　斯大林[SiDaLin]大权在握后便试图改变新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开始雄心勃勃地执行“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样，布哈林的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又不可避免地与斯大林[SiDaLin]“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发生严重对立。

　　美国人科恩在《布哈林》一书中说：“斯大林[SiDaLin]的政策人为地制造了1932—1933年的饥馑，俄国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50多年后《真理报》报道：“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饿死的人大约有三四百万。”这是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一个数字。

　　1927年秋冬，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SiDaLin]认为危机的原因是富农囤积粮食和商人投机倒把，主张采取反对富农的强制措施，包括没收余粮。斯大林[SiDaLin]还强调要在1932年秋冬之前，在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完成集体化。

　　这就使“农业集体化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顶点”。由于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达到集体化的百分比要求，一些地区大刮浮夸风，以行政命令代替说服教育，有的地方竟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手段，强迫农民[NongMin]加入集体农庄。一些地方领导人出于“邀功请赏”心理，公然违反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指示，蛮横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也实行了公有化。于是，有些农民[NongMin]就用屠宰牲口的办法进行反抗。据披露：1929年头几个月，在全国3400万匹马中，有1800万匹被宰；1400万头牛被宰， 67%的羊被宰……

　　当布哈林在下面看到一片触目惊心的饥馑景象时，感到如果不站出来说话就“有昧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良心”。在1928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和斯大林[SiDaLin]发生了激烈争吵。在强制农民[NongMin]加入集体化农庄遭到布哈林反对时，斯大林[SiDaLin]说：“在旧制度下，农民[NongMin]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这就把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论争上升到了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高度，也表明二人政治、经济上的冲突已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布哈林骂斯大林[SiDaLin]是“渺小的东方暴君”，并且退出会场。随后，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提交了事先写好的辞职声明。据说，斯大林[SiDaLin]接到这些辞职声明时，脸色苍白，双手哆嗦。不仅如此，从1928年底到1929年初，布哈林还连续发表3篇文章，不点名地对斯大林[SiDaLin]的路线进行了公开抗议。其中《列宁[LieNing]的遗嘱》一文，阐明了列宁[LieNing]晚年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篇反对斯大林[SiDaLin]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的宣言。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一起再次批评了斯大林[SiDaLin]的过激行为。

　　斯大林[SiDaLin]的经济政策[JingJiZhengCe]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他在会上被迫作出让步。

　　然而斯大林[SiDaLin]有着“文过饰非”的心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甚至会做出“掩耳盗铃”的举动。斯大林[SiDaLin]忌讳提饥馑，只要一提“饥馑”这个词，立即敏感地判定为“别有用心”，“反革命鼓动”。斯大林[SiDaLin]对一个胆敢在政治局会上谈到饥馑的人咆哮道：“你应该辞掉州委书记和乌克兰中央委员的职务，到作家协会去，去写童话，好给傻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