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SiDaLin]轻诺寡信，布哈林被处死

　　布哈林和列宁[LieNing]之间，有着长期而亲密的友谊。在那封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信中，列宁[LieNing]给予布哈林极高的评价：“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LieNing]患病期间，布哈林经常去看望他。布哈林一到，列宁[LieNing]总是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花园去，谈论各种问题。

　　要消除布哈林的影响，首先就要破坏人们印象中列宁[LieNing]与布哈林亲密的关系和感情。斯大林[SiDaLin]要通过法庭向人们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LieNing]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LieNing]最凶恶的敌人。”斯大林[SiDaLin]命令审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曾企图暗杀列宁[LieNing]。内务部人员起草了一份审讯笔录，其中写道：早在1917年，当他得知德国政府为列宁[LieNing]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LieNing]在战争状态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LieNing]同德国人之间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当列宁[LieNing]坚持要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他便确信列宁[LieNing]是德国间谍，从而生出了杀害列宁[LieNing]的念头和计划。这是一箭双雕的阴谋，既陷害了布哈林，又贬低了列宁[LieNing]。布哈林拍案而起，拒绝在供词上签字，并怒不可遏地说：“斯大林[SiDaLin]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LieNing]也送上被告席呀！”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哈林一直拒绝招供。内务部人员加紧了刑讯，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督战，伏罗希洛夫作为政治局的代表也参与审讯。他们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以他们的安全为要挟，对布哈林“晓以利害”。内务部像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SiDaLin]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布哈林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平安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

　　斯大林[SiDaLin]是施展此类手腕的高手。

　　就在两年前1935年的一次宴会上，斯大林[SiDaLin]还亲自为布哈林敬酒，说：“我们都了解他热爱他，谁要是老记着过去，谁就从我的眼前滚开！”与此同时，内务部却正在准备一份布哈林“过去反列宁[LieNing]”的材料。

　　1936年，十月革命19周年纪念日，布哈林拿着《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参加红场的庆祝活动。一年前，他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登上列宁[LieNing]墓上的主观礼台，而现在只能站在观礼台的一侧了。这时，一个卫兵跑过来向布哈林敬了个礼，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SiDaLin]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他请您马上到主观礼台去。”就在说这话的时候，斯大林[SiDaLin]已决定把布哈林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名单里清除出去。

　　1936年12月底，内务部人员带着搜查证闯进布哈林家。正要开始搜查时，通向克里姆林宫的专线电话响了。电话是斯大林[SiDaLin]打来的。布哈林局促不安地告诉斯大林[SiDaLin]内务部的人正在家里搜查，斯大林[SiDaLin]大声吼道：“叫他们统统滚出去。”于是搜查停止了。而当时，斯大林[SiDaLin]正在召开会议讨论是否马上逮捕布哈林。

　　“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无数事实让布哈林对斯大林[SiDaLin]有了清醒的认识。布哈林知道自己难免一死，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只有一个念头：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最后，双方作出妥协，达成一个方案：在法庭上，布哈林可以不再提列宁[LieNing]与德国勾结之事，也可以不说企图谋杀列宁[LieNing]，只说为阻止和约签订而打算将列宁[LieNing]逮捕，并扣押一昼夜。布哈林也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但必须承认参与了对基洛夫和高尔基的谋杀，还得承认企图谋杀斯大林[SiDaLin]。这样，布哈林的家人将不受任何牵连，他本人也能保全性命。然而斯大林[SiDaLin]再次“轻诺寡信”，布哈林最终还是被处以极刑。

　　斯蒂茨·科恩在《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说：“布哈林死的时候嘴里咒骂着斯大林[SiDaLin]。他是挺着胸脯站着死去的，而不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是趴在地下室的地上哭泣着要求怜悯。”

　　入狱之前，布哈林已作了最坏打算。他草拟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要求妻子拉林娜一遍遍地背诵，直至一字不差。信中写下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这样的遗言：

　　我命在旦夕。我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读着布哈林的遗书，不知是应该感动还是叹息。革命浪费了亿万人民对它的感情，或者说是粗暴地蹂躏和践蹋了人们曾对它有过的忠诚，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从布哈林的政治悲剧中，我们看到了性格因素所起的作用。但是，当我们把苏维埃早期几位政治人物的政治悲剧放到一起，则蓦然意识到：尽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性格特点各异，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都毫无例外地扮演了同样的悲剧角色。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