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犯了极其幼稚的政治错误

　　斯大林[SiDaLin]一向善于把经济论争上纲为政治斗争。1928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上，斯大林[SiDaLin]不点名地批评“有人想在农村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又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这种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5月28日，斯大林[SiDaLin]在红色教授学院的报告中，再次不点名地批评布哈林是“恢复富农经济……离开了列宁[LieNing]主义”，“投奔到工人阶级的敌人方面去了”。

　　布哈林已经走到了斯大林[SiDaLin]容忍极限的边缘，但他“不撞南墙不回头”。

　　在随后一系列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布哈林又指责斯大林[SiDaLin]的政策是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是对农民[NongMin]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打击农民[NongMin]生产积极性的后果，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衰退。

　　斯大林[SiDaLin]被布哈林逼到了无以转圜的死角，他开始了猛烈反击。在1929年4 月召开的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全会上，斯大林[SiDaLin]作了长篇发言，全面而广泛地批评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第一次在全党面前公开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全会还作出决议：坚决谴责布哈林等人的经济观点，并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职务，但仍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就相当于给布哈林亮出了“黄牌警告”，或者说是下了“最后通牒”。

　　但布哈林仍“执迷不悟”，“决心带着他的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在1929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布哈林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声明，宣称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全会作出决议：撤销右倾分子的领导者布哈林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面对斯大林[SiDaLin]的严厉反击，布哈林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错误。他秘密约见加米涅夫，并非常激动地指责：“斯大林[SiDaLin]的路线总的来说是对革命的灾难。这条路线将会给我们带来毁灭……他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把一切都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布哈林没想到加米涅夫把这次谈话作了记录，是他自己为经济论争涂抹上政治派别的色彩，这就给斯大林[SiDaLin]提供了打击布哈林的把柄。1929年初，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委几位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谴责布哈林进行“派别活动”。斯大林[SiDaLin]指控“布哈林集团”反对党的路线，提出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政纲”，企图“同托洛茨基分子拼凑反党联盟”等。布哈林没有屈服，他提出了一份长达30页的反诉书，指控斯大林[SiDaLin]的政治行动和政策。

　　斯大林[SiDaLin]在1930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别有深意地暗示“最近党内出现了一些异己分子，他们不了解阶级政策的原则，企图同富农和睦相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这已经成为“屁股坐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斯大林[SiDaLin]提醒全党，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性，“查找隐匿的阶级敌人”。并提出那个贻害无穷的论断：“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至此，布哈林与斯大林[SiDaLin]的矛盾完全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