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日本[RiBen]对中国[ZhongGuo]的文化侵略丛书》，本书编委会编著，昆仑出版社出版

　　谕吉如何设计侵华

　　明治维新后，日本[RiBen]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RiBen]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其中，被称为“日本[RiBen]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可以称得上是日本[RiBen]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把日本[RiBen]“文明[WenMing]开化”的近代化进程与侵略中国[ZhongGuo]密切联系起来，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盗哲学。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RiBen]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其后辈全都付诸了行动。

　　一、对中国[ZhongGuo]的蔑视、嫉妒与垂涎

　　如果说，此前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实现充分的社会化，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影响也有限，那么，福泽谕吉(1834～1901)的侵华言论则大有不同，他的侵华言论主要是在他主办的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时事新报》上刊登出来，因而对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的思想、对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时事新报》以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为依托，虽为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以专记近时文明[WenMing]状况，议论文明[WenMing]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福泽谕吉本人在从报刊创立的1882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1902年11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有时是间隔一两天——都为该报写文章，包括社论、评论、随笔等近千篇，议论国内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十六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国[ZhongGuo]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

　　福泽谕吉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脱亚”，意即日本[RiBen]要脱落亚洲。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这是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福泽在该文中对他早已形成的思想加以集中概括，他写道：

　　我日本[RiBen]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WenMing]。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ZhiNa]，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RiBen]虽无大第二章日本[RiBen]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谕吉如何设计侵华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WenMing]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如今支那[ZhiNa]朝鲜对我日本[RiBen]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WenMing]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RiBen]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支那[ZhiNa]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RiBen]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ZhiNa]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RiBen]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ZhiNa]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RiBen]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朝鲜人行刑场面残酷，日本[RiBen]人也被怀疑为无情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RiBen]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WenMing]共进退；与支那[ZhiNa]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0卷第238～240页)

　　作为幕府末期明治初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对汉学都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对中国[ZhongGuo]问题很关注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种关注和了解并非出于此前的日本[RiBen]文化人对中国[ZhongGuo]文化的那种崇敬，他完全用近代西洋文明[WenMing]的价值观、以“大日本[RiBen]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ZhongGuo]、看待中国[ZhongGuo]，认为到了现代，中国[ZhongGuo]人由于一味保守传统文化而不加改变，已变成了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他在《支那[ZhiNa]人民的前途甚多事》(1883)一文中把中国[ZhongGuo]社会比做“一潭死水”，“没有新水注入，也没有水流出，有风吹来的时候，整个的池水被吹得浑浊，风止的时候池水又复归平静”。他断定中国[ZhongGuo]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WenMing]，因为“支那[ZhiNa]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下，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根据这样的看法，福泽谕吉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ZhongGuo]及中国[ZhongGuo]人的鄙视，甚至认为与中国[ZhongGuo]这样的冥顽不灵的国家为邻，是日本[RiBen]人的“大不幸”。在1884年9月发表的《有支那[ZhiNa]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中，甚至极端地主张凡是“有支那[ZhiNa]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他说：

　　支那[ZhiNa]人和日本[RiBen]同属东洋国家，但其心情风俗不同，这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说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支那[ZhiNa]开国已经百余年，日本[RiBen]开国只有三十年，尽管有前后七十年的差别，但由于支那[ZhiNa]的迟钝，对文明[WenMing]为何物一无所知。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但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WenMing]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RiBen]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WenMing]。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日此进步下去，〔与支那[ZhiNa]相比〕可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两国之所以呈现这样显著的差异，有立国根源的不同、数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学习西洋文明[WenMing]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止于外形，以我鄙见，可以说原因在于进入两个国家时的途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在日本[RiBen]，文明[WenMing]由国民的上层进入；在支那[ZhiNa]，文明[WenMing]由国民的下层进入。支那[ZhiNa]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支那[ZhiNa]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ZhiNa]人不读这类的书。(《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49～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