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牢狱之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身兼多职，除了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外，还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司法工作。董良翮说：“父亲[FuQin]在党内，虽然晚年才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但中央文献的人告诉我，他们翻阅大量历史解密文件时看到，很多政治局会议记录中，父亲[FuQin]都是属于很敢说、直言不讳的人。包括庐山会议，父亲[FuQin]中途下山接待法国代表团，再上山时发现彭德怀被打倒，父亲[FuQin]就说‘我思想觉悟低，没有[MeiYou]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他贬低自己[ZiJi]的同时，也表明了立场。”

　　但董必武这种“直言”的性格，给他和全家带来了祸患。1966年“文革”开始，耄耋之年的董必武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活动外，极少抛头露面，过着含饴弄孙的平淡生活。而即便如此，江青还是没有[MeiYou]放过他。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YiGe]夜晚，正在广州休养的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让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投案自首，交代问题。“没有[MeiYou]人向爸爸[BaBa]解释为什么，他也没有[MeiYou]问。这就是[JiuShi]他的性格，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女儿董良翚回忆：“妈妈在电话中嘱咐我带弟弟去自首，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指示去办。”

　　当时，董良翮正在北京[BeiJing]六中读书。“我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儿，那时忙着在北京[BeiJing]站整顿车站秩序，因为串联学生多，铁路都瘫痪了。”自首时，董良翮按家人要求，老实地检讨了自己[ZiJi]的“违法行为”。董良翮回忆：“我当时的罪名是在学校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4日，董良翮被关进了监狱。

　　董良翮说：“监狱里有两三百人，都是各学校的头儿，很多干部子女。他们让我们[WoMen]交代学校打死了一个[YiGe]看门师傅的事，可这事我完全不知情。”半年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通过汪东兴的儿子，将一份血书递给毛主席，请求主席原谅这些在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毛主席一声令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WoMen]。最先进来的是周总理，接着是江青，还有‘文革’领导小组的戚本禹、姚文元都来了。周总理站起来问‘董良翮在不在？’我说在。他说：‘你们犯了错误，跌倒了还要爬起来，不要灰心。’我当时就哭了。”

　　“文革”时期，董必武多次为老同志写下证明材料，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却没有[MeiYou]安排自己[ZiJi]儿子的前程。董良翮出狱后，在1968年向家人提出了去当兵的想法。同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收。“家里人很支持，我终于要开始新生活了，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然而，当他兴冲冲来到北京[BeiJing]火车站，即将远行时，却在车站被捕。“这一次（入狱）毫无征兆，连站台上送我的哥哥姐姐都惊呆了，不知所措。”

　　董良翚曾在《忆我的爸爸[BaBa]董必武》一书中回忆：“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BaBa]办公室的门，看见爸爸[BaBa]在沙发上仰卧着，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爸爸[BaBa]长长地叹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这个道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林彪和‘四人帮’整人，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同志捏造‘二月兵变’，对陈毅同志搞了个‘二月逆流’……对爸爸[BaBa]，因为无权可夺，于是对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董良羽也说：“天安门曾出过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JiuShi]《董必武你管不管你儿子》”。即便如此，董必武依旧三缄其口，没有[MeiYou]让江青一伙得逞。

　　儿子再次入狱，董必武只能通过在书房写诗，来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在《闻酉儿于北京[BeiJing]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董良翮说，那个时期，父亲[FuQin]写了不少诗篇，内容都是关于他的。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击碎了董良翮的一切憧憬，狱中的他“生不如死”。“单人间牢房比多人间牢房恐怖得多，没有[MeiYou]一点声音，每天对着四面墙。那种绝境，让人偶尔听到一声鸟叫，能兴奋一天。我曾经被看守殴打，他们让我跪下，脚踩在我腿上，不停扇我耳光。很奇怪，我没感到痛苦，反而很兴奋，内心觉得特别痛快……”当年，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董良翮却第一次体会到个人命运的渺小，特殊的家庭、复杂的政治运动，让他无助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