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MaoZeDong]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后，通过长期观察和实践检验，得出“刘少奇[LiuShaoQi]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判断，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一致认可。特别是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LiuShaoQi]对以前白区工作上的“左”倾错误的尖锐批评，和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LiuShaoQi]强调独立自主、反驳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毛泽东[MaoZeDong]给予高度赞赏和支持。刘少奇[LiuShaoQi]从此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LiuShaoQi]一直是排在毛泽东[MaoZeDong]之后的“第二把手”。他几乎参与了党中央的所有重大决策，在毛泽东[MaoZeDong]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代理主席职务，在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后主持一线工作。但不能因此认定他是毛泽东[MaoZeDong]选定的“接班人”。1961年毛泽东[MaoZeDong]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说刘少奇[LiuShaoQi]是他的接班人，应更多地是出于外交策略考虑。

　　一、历史选择了毛泽东[MaoZeDong]，毛泽东[MaoZeDong]选择了刘少奇[LiuShaoQi]

　　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共组织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领导核心层作出重大调整：作为日常工作决策机构的中央书记处由原来的七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几经变化。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增加毛泽东[MaoZeDong]、王稼祥为书记；1937年12月会议又增加王明、康生、陈云为书记。1941年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MaoZeDong]、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王明、陈云、何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MaoZeDong]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缩减至三人，即由毛泽东[MaoZeDong]、刘少奇[LiuShaoQi]和任弼时组成。毛泽东[MaoZeDong]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LiuShaoQi]、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毛泽东[MaoZeDong]、刘少奇[LiuShaoQi]分别担任政治局新成立的两个办事机构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刘少奇[LiuShaoQi]还参加军委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一。

　　这次会议形成的格局，成为两年后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形成“毛刘周朱任”中央领导核心的雏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刘少奇[LiuShaoQi]在党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前，刘少奇[LiuShaoQi]在党内的职务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华中局书记。

　　探究刘少奇[LiuShaoQi]1943年得以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原因，是理解刘少奇[LiuShaoQi]后来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必要前提。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MaoZeDong]，那么，刘少奇[LiuShaoQi]进入中央核心层则是毛泽东[MaoZeDong]的选择，是毛泽东[MaoZeDong]对他的赞赏和倚重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MaoZeDong]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重回中央领导岗位并逐步成为领导核心后，由于党内思想路线并没有彻底解决，“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的人员构成虽几经调整，还基本延续了长征前的状况，“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还有相当市场。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这种情形又有了明显的加剧，“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一度又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形成了“两个中央”的不正常状况。毛泽东[MaoZeDong]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十二月会议指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是孤立的。”（《毛泽东[MaoZeDong]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1页。他还对当时去看望他的李维汉抱怨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