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凉亭留影。

　　突围被捕

　　1935年2月，瞿秋白一行秘密地离开了苏区，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妻子张亮，约在六七天以后到达中共[ZhongGong]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临时又加入了周月林，她是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

　　在汤屋，这支小队伍遇到了中共[ZhongGong]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设计了保护他们撤离的方法，将他们化装成俘虏，由护卫的红军[HongJun]做押送状，向永定县境进发。2月24日，在长汀县的水口乡，他们遇上了敌人，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被捕，何叔衡当场就义，只有年轻力壮的邓子恢突围逃了出去。

　　在离开福建省委之前，他们4个人已作了最坏的准备，设计了被捕时各人所应对的口供。对一些细节反复推敲。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叫黄秀英，承认自己[ZiJi]是红军[HongJun]医院护士，红军[HongJun]大部队走了，医院解散了，她是回闽西老家的。

　　张亮供名周莲玉，说她系香港客商的老婆，是被红军[HongJun]“绑票”勒索的“受害者”，因她丈夫不肯出那一大笔赎金，被红军[HongJun]派人将她转移到一个[YiGe]她不知道的地方。

　　瞿秋白则供名林祺祥，是一名军医，他文弱儒雅的气质也和医生相符合，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只是对他做一般的看押。

　　转折出现在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中共[ZhongGong]福建省委机关被敌军包围。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万的妻子被俘。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万妻叛变，招出了一个[YiGe]重要的线索：中共[ZhongGong]前总书记瞿秋白一个[YiGe]月前曾由万永诚安排突围，后来听说，他们一行在濯田一带被俘。

　　这一情报非同小可，蒋介石亲发电报给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求他对这一时期所俘获的共党人员严格清查。

　　根据供词，敌人很快锁定了在狱中气度不凡的“军医”林祺祥。这是大功一件，南京立即发来了10万银元和一纸表彰令。

　　当时提审瞿秋白的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祺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瞿眼睛半合半闭，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YiGe]打坐的和尚。

　　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吴淞涛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民国16年(1927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这一突然的逼问，让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这时，吴才使出最后一招，找来了一个[YiGe]中央苏区时期在瞿秋白手下工作过、名叫郑大鹏的叛徒。郑大鹏指着瞿秋白，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面对叛徒的当场指认，瞿秋白坦然一笑，从板凳上长身而起：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罢。

　　次日，报纸上用巨大的篇幅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共党首领”瞿秋白。

　　杨之华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想到：“秋白不能活了。”她马上派人去看望鲁迅[LuXun]，那人回来后告诉她，鲁迅[LuXun]木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了。

　　如果再有几天时间，一切也许就会改变——经过多日奔波，杨之华在一位牧师秦化人的协助下，已经取得了一家旅馆的铺保证明，还租好了一套公寓等着瞿秋白保释后秘密居住。而鲁迅[LuXun]也忙着和周建人筹办了一家店铺，准备当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

　　但是，来不及了。5月14日，鲁迅[LuXun]在给友人曹靖华的信中说：“它（瞿秋白的化名‘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

　　《多余的话》

　　被押解回福建长汀，关押在国民党三十六师司令部的瞿秋白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专门收拾了一间房子给瞿秋白住，并由一个[YiGe]中尉副官主管他的生活，还派了一个[YiGe]上尉军医随侍左右，照拂医药。

　　被囚期间，瞿秋白可以随意在院子里走动，吃的是两荤两素一汤的长官饭菜，烟酒、牛奶、饼干随时供应。副官处给他买了两套白衣服，一双胶鞋，因为瞿秋白有脚气病，又买了一双布鞋给他，还给他借来了几本书籍杂志。

　　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瞿秋白说：“近来心境转觉闲适。过去作政治运动，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个星期失眠。押上杭县政府时，与士兵同待遇，几至不能支持。来此间后，甚承优待，生活优越多矣。”

　　他花了六天时间，写就了那篇后来引起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这是一名曾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却又被逐出决策层的革命[GeMing]者，在狱中拿起解剖刀，真诚而深刻地袒露心声，“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裁判”：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多余的话》写就的时间点值得玩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中国[ZhongGuo]共产党处境艰难时，瞿秋白是处于转折期的党的第一位领导。”瞿秋白纪念馆馆长侯涤说，“而到了瞿秋白被捕的1935年，是中国[ZhongGuo]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抗中遭受到严重创伤的一年。”

　　瞿秋白在狱中疾书《多余的话》时，恰是革命[GeMing]低潮，前路迷茫的时候——红军[HongJun]主力正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而留守红军[HongJun]从1935年2月起化整为零，三万兵马分成九路，在中国[ZhongGuo]南方八省的15个地区开展艰难的山地游击战争。

　　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为什么会有这样沉痛的表述：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ZhongGuo]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ZhongGuo]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YiGe]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当《多余的话》全文誊清，瞿秋白在第一页上提笔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周朝士大夫路过旧都镐京，见旧貌不再，不胜感慨，忧心大发，写下了哀婉悲伤的诗句。时隔两千年后，瞿秋白特意引用了这句话作为序言。陈铁健认为，瞿秋白始终自省并清醒着。在《多余的话》里，处处可见瞿秋白因为事业与他的初衷有了偏差，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因而苛责自己[ZiJi]的痛苦。因为剖析得太过淋漓和细致，字里行间难免显得苍凉：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只剩下一个[YiGe]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ZiJi]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