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狱中为军医陈炎冰题词。

　　只身赴苏区

　　被撤了职的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严重的肺结核经常让他咳喘难平。其间，他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正是在此时期与鲁迅[LuXun]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3年底，临时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宣布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对此瞿秋白并无异议，只要求能让杨之华一同前往。

　　但这个请求当即就被拒绝了，理由是杨之华的工作尚无人接替。

　　彭玲，一位在1928年结识瞿秋白夫妇的老革命[GeMing]此后向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了与瞿秋白临行前的一次见面。彭玲问瞿秋白：“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而瞿秋白听了以后显得有点怅然，沉吟了片刻后回答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

　　这句听起来有些悲凉的回答并非偶然。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突然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继1931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党中央之后，这是对瞿秋白的又一次打击。

　　“决定”中，指责瞿秋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若干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而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受此连累，杨之华也被暂停了党内职务。

　　据杨之华回忆说，上海中央分局专门开了小组会来批判瞿秋白。会上，瞿秋白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诉，但上海中央分局的负责人李竹声却对他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此后不久，李竹声被敌人俘虏，没用多长时间就叛变了，这是后话。

　　瞿秋白被安排只身前往中央苏区，鲁迅[LuXun]颇不以为然，他在瞿秋白辞行当晚对杨之华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

　　据杨之华的回忆，临别前夜，她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看见瞿秋白绕着自己[ZiJi]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工作……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当晚，在一起工作的革命[GeMing]同志各出1元钱，叫了个菊花锅，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夜里11时，瞿秋白离开了寓所，路灯下白雪纷飞，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那一天，是1934年1月7日。

　　其时，从上海到中共[ZhongGong]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浦、多宝坑，然后再步行经过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和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下设上百个小站点，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

　　1月15日，中共[ZhongGong]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这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的第一次全会。18日会议结束，新的中央政治局由12人组成，博古任总书记，瞿秋白则被无声无息地排除在外。

　　而在1月下旬，杨之华收到了瞿秋白到苏区境内后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

　　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YiGe]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苏区新天地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

　　曾与李伯钊、刘月华被共同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记下了1934年2月，在红都瑞金看到的一幕：

　　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到达瑞金的三天前，瞿秋白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甫一抵达，便即上任。这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当时，正是敌人封锁最严重的时候，苏区生活也最困难。据徐特立回忆，当时粮食按人分配，食盐每人每日只有一钱。而有一天，徐特立发现节损委员会贴出公告，批评教育部“有关同志”节省过火，不爱惜身体。

　　截至1934年秋主力红军[HongJun]开始长征，瞿秋白在苏区工作了大半年的时间，但在浩如烟海的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文献和回忆录中，与瞿秋白相关的内容却很少。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综合得来的回忆录说，从1934年2月到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可惜的是，今天仅遗存下来一册用毛边纸油印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回忆说，瞿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ZiJi]的见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都加以原则指示。”

　　曾设计了红军[HongJun]军装的赵品三回忆说，瞿秋白将苏区喜闻乐见的戏剧结集，名为《号炮集》，油印了三百多份发到全区。同时，他还将高尔基戏剧学校与原工农剧社的一部分同志，以及红校的一部分同志，共编为三个剧团，分成三路到红军[HongJun]中去进行慰问演出，借以鼓舞斗志，宣传革命[GeMing]精神。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由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留守苏区

　　1934年秋，石联星和战友王普青带了一个[YiGe]20多人的剧团，到雩都三军团去慰问演出。但她们在那里空等了三天，战士没空看戏，都在忙着打草鞋，每人每天打五双。

　　“大概是要打大仗了吧？”石联星正琢磨着，收到了瞿秋白打来的电报，让剧团立即回瑞金。剧团回程整整走了三天，到了瑞金地界，天已经黑了。她们看到，在不远的山脚下，人流在整整齐齐地行进着，脚步声震撼得地面微微颤动。

　　来到一块菜园地旁的一座草屋前，瞿秋白正在屋檐下等着她们。他安详而平静地对演员们说：“中央红军[HongJun]大部队走了，党中央走了。”演员们听到这里，禁不住都嚎啕大哭起来，瞿秋白镇静地劝慰着她们。二十多年后，当石联星回想起那一刻，由衷地说：“秋白同志的话音是那样坚定有力，使我们不觉逐渐收住了眼泪。”

　　然而，她们不知道，瞿秋白心里正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蒋介石改变了前四次“围剿”时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下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1934年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10月，红军[HongJun]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

　　但是，瞿秋白却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长征的名单里没有他。为此，瞿秋白曾向组织当面提出，希望能够随队长征，但没有得到批准。

　　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ZiJi]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第二天，不知就里的陈毅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ZiJi]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吴黎平相聚，酒酣耳热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GeMing]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HongJun]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ZhongGong]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

　　1935年春节过后，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会演。

　　会演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山上村里的群众差不多都来了，有的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看戏。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着越下越大的雨观看演出。

　　会演持续了三天，而这是有籍可查的，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