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状告李富春[FuChun]

　　1961年底，中央办公厅新成立一个经济组，我被调去工作[GongZuo]。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FuChun]分管经济工作[GongZuo]，我们这个经济组主要是为他服务的。经济组成立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GongZuo]会议）起草文件做准备，并一起参加会务工作[GongZuo]。这次大会的召开，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刘少奇作了工作[GongZuo]报告，毛主席[ZhuXi]就“民主集中制”问题发表了讲话，周恩来总理就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GongZuo]做了部署。

　　通过贯彻大会精神，1962年上半年各方面工作[GongZuo]都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工作[GongZuo]，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成绩尤为显著。当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GongZuo]会议，首先讨论了《人民公社60条》的修改完善问题，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按照原定议程，接下来要讨论财贸工作[GongZuo]和计划问题。8月6日，毛主席[ZhuXi]在全体大会上作“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大变了，没有再讨论经济问题，而是转到讨论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为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做思想准备。8月9日，毛主席[ZhuXi]在北戴河会议中心组会议上讲反对分散主义，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毛主席[ZhuXi]说的“有的经济部门”，其中就包括国家计委[GuoJiaJiWei]。

　　会议结束后，8月24日，陈伯达突然找我到他在北戴河的住处。他知道毛主席[ZhuXi]对李富春[FuChun]主持的计划工作[GongZuo]不满意，就口述了几条改革计划工作[GongZuo]的意见[YiJian]（以下称《意见[YiJian]》），让我记录下来，并当场修改定稿，要我重新抄清后送给李富春[FuChun]。我当时有些为难，向他提出：你们都是中央领导，富春[FuChun]同志就住在你隔壁，希望你亲自找富春[FuChun]同志谈谈，我去不合适。陈伯达说：“你去你去，我家乡口音太重，说话富春[FuChun]同志听不懂……”他为自己找了诸如此类的一堆借口。无奈，我只好带着《意见[YiJian]》去李富春[FuChun]在北戴河的住所。到了那里一看，李富春[FuChun]已经回北京了。于是我立即乘火车返回北京，下了火车直接坐车赶往中南海李富春[FuChun]家。李富春[FuChun]和蔡畅大姐正在吃晚饭，我把《意见[YiJian]》拿给他看。《意见[YiJian]》的全文我已记不清了，但有一句很尖刻的话我是记得的，意思是计划工作[GongZuo]的改革要下重药，只抹“二百二”（红药水的俗称）、紫药水是不行的。李富春[FuChun]看后，觉得此事来得突然，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他赶紧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李富春[FuChun]考虑后即批示印送毛主席[ZhuXi]、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我把他的批示送到中办秘书局，准备第二天一早发出。

　　到了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富春[FuChun]一起床就发现，毛主席[ZhuXi]已经对同样的一份文件作出批示，并印发出来。原来，陈伯达在要我去给李富春[FuChun]送文件的同时，自己又抄录一份直接报送了毛主席[ZhuXi]，毛主席[ZhuXi]当天就作了批示。陈伯达的这种做法，等于暗地里向毛主席[ZhuXi]告了李富春[FuChun]一状，不是与人为善。李富春[FuChun]接到毛主席[ZhuXi]的批示，立即找来经济组组长梅行、房维中和我，商量给毛主席[ZhuXi]写一份检讨。遵照李富春[FuChun]的意见[YiJian]，着重检讨了计划体制和计划工作[GongZuo]方法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一套，没有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改革。我们三人边商量边起草，边起草边修改，足足用了一整天，才拿出一份检讨稿。李富春[FuChun]审定修改后，亲笔写信报送给毛主席[ZhuXi]。从这件事开始，我对陈伯达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由于写了这份意见[YiJian]，陈伯达于1962年底兼任国家计委[GuoJiaJiWei]副主任。他从来没有管过经济工作[GongZuo]和计划工作[GongZuo]，怎么当国家计委[GuoJiaJiWei]副主任呢？让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GongZuo]好呢？李富春[FuChun]和周总理商量，决定专门设立一个研究室，让陈伯达分管。李富春[FuChun]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为人非常厚道，对陈伯达的这种行为，竟然不多计较，实在令人钦佩。

　　国家计委[GuoJiaJiWei]过去有个研究室，“大跃进”的时候因精简机构被撤销，可为了安置陈伯达，又重新恢复起来。谁来当研究室的领导呢？李富春[FuChun]提出把我调去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GongZuo]），直接归陈伯达领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TianJia]英找我谈话，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决定。一听这话，我立即想到陈伯达状告李富春[FuChun]的事，从心底里不愿和他共事，于是向田家[TianJia]英表示还是想留在中办经济组。田家[TianJia]英说：“我也不愿意放你走啊，你有意见[YiJian]可以找尚昆同志反映。”于是我就找了中办主任杨尚昆，表示想留在原来的工作[GongZuo]岗位，不想去国家计委[GuoJiaJiWei]。杨尚昆告诉我说这是富春[FuChun]同志的意见[YiJian]，并把李富春[FuChun]写的调我的纸条给我看了，这时我只好尊重这个意见[YiJian]。但我还是不死心，又找国家计委[GuoJiaJiWei]负责干部管理工作[GongZuo]的王光伟副主任，他告诉我不要再提意见[YiJian]了，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于是我只好服从了。

　　1963年初，我担任国家计委[GuoJiaJiWei]研究室副主任，开始了在陈伯达直接领导下工作[GongZuo]的日子。当时研究室共有五六位干部，主要负责收集资料，做些调查工作[GongZuo]。陈伯达也并不过问太多。

　　陈伯达这位副主任，既不管国家计委[GuoJiaJiWei]的工作[GongZuo]，也不参加计委的会议，他有意见[YiJian]也不同李富春[FuChun]交谈，而是处心积虑寻找机会继续打他的“小报告”。1964年8月，他认为“气候”适宜，于是又就计划工作[GongZuo]方法问题口述了一个《意见[YiJian]》，让我记录整理，然后将《意见[YiJian]》送给李富春[FuChun]，同时又直接送交毛主席[ZhuXi]批示。这份《意见[YiJian]》讲了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讲了三线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ZhuXi]的指示去做，赶快抓，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他说如果不这样做，不赶快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陈伯达所提的这些意见[YiJian]，毛主席[ZhuXi]已多次当面同李富春[FuChun]说过，国家计委[GuoJiaJiWei]也在努力改进，三线建设部署正在积极进行，对此陈伯达都是知道的。但是陈伯达又把这些作为严重问题提出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8月26日陈伯达把《意见[YiJian]》呈毛主席[ZhuXi]，27日毛主席[ZhuXi]作了批示，措辞比上次更为严厉，肯定陈伯达的意见[YiJian]，提出“计划工作[GongZuo]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据我所知，李富春[FuChun]是有苦衷的。他作为国家计委[GuoJiaJiWei]主任，必须量力而行，要考虑综合平衡，这也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他主持制定“三五”计划时，计划方法已有改进，强调要解决吃、穿、用，已经不是先定多少钢、再定其他指标了。三线建设是毛主席[ZhuXi]新提出的战略任务，涉及“三五”计划原定任务的调整，也关系一线部分工厂的搬迁和新的工业布局，需要统筹安排，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太急了不行。陈伯达不考虑这些，再次“告状”，使李富春[FuChun]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并再次写信给毛主席[ZhuXi]检讨自己的问题。此后不久，1964年底中央决定调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到国家计委[GuoJiaJiWei]任第一副主任，协助李富春[FuChun]工作[GongZuo]；同时改组国家计委[GuoJiaJiWei]的领导班子，几位副主任调到各大区任职；调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贾庭三到国家计委[GuoJiaJiWei]任职，成立以余秋里为主的“小计委”，负责拟定“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研究战略问题。“小计委”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