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到1935年，是中国革命凄风苦雨的两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走上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同样艰苦卓绝的,还有未能跟随主力一道转移,而是留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小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陈毅元帅写于游击赣南时期的诗句，足为当日血雨腥风之写照。

1935年1月，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在皖南被敌军重兵围困，弹尽粮绝被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不朽名篇——《清贫》、《可爱的中国》。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最后的内心独白，关于信仰，关于操守，关于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大爱。

北上抗日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这间囚室所在的南昌绥靖公署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囚室中这位每日埋头写作的“犯人”化名祥松，实则是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狱中写作，困难可想而知，但方志敏却执意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留下“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

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途中兵败被俘。这次失败不但令8000多人的队伍损失殆尽，就连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闽浙赣苏区也危在旦夕。

“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每每想起这次失败，方志敏都这样骂自己。“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还会失败？”有时，他甚至一边捏紧拳头捶打自己，一边忿忿地骂道：“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了危局。一方面，蒋介石亲手制定围剿计划，调集50万大军扑向中央苏区；另一方面，从共产国际来的“洋军师”李德，却始终坚持他“建正规军打阵地战”的错误思想。

队伍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此时，就连一直叫喊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李德，也不得不考虑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

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启程在即。为了分散敌军注意，牵制敌人兵力，中革军委在长征前派出了两支队伍——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红六军团西进。按照中央的意图，这两支队伍一为调敌，一为探路。

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了征程，但它显然不是一支精干的队伍。大将粟裕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

中央给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艰巨的：深入敌后建立游击区，开展反日运动，号召民众武装反日，并建立新的苏区。

由于兵力太少，这支队伍并没有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又给闽浙赣苏区主席方志敏发来电令，命他率队与路过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红十军团，继续北上。

当时方志敏正犯着痔疮，每天流着脓血，不但不能骑马、走路，连椅子也坐不了，只能半躺着。有人主张他留在苏区，但他坚持要亲自带队北上。

这次任务的凶险，方志敏何尝不知，但他在遗稿中写道：“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出征后，他在给妻子缪敏的信中写道：“这次出发，任务是非常伟大的，将来的胜利也是伟大的，你今后将在无线电话里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

没想到，这一去却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