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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凯卿:挑水校工成首位工人党员--国家年鉴
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位工人党员,郑凯卿领导过工人运动,为陈独秀做过饭,冒着生命危险拉人力车秘密护送过董必武。作者:于祖培
夫妻合影
1990年,郑季霞第一次想写文章纪念父亲郑凯卿时,才发现关于父亲的记忆少得可怜。
在她印象中,父亲温和寡言,很少提及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孩子们特意问起来,他才说两三句。从这些只言片语中,郑季霞得知父亲很早入党,与陈独秀、董必武等人有过交往。
她从未想到,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工人党员,也是武汉党小组的创立者之一。
“与父亲的一生相比,他的资料少得微不足道。”5月15日,郑季霞将三叠资料放在记者面前说。
听陈独秀讲座“全身燃烧起来”
郑凯卿出生于武汉沙湖松树湾村,家境贫寒,少时父母相继病逝,哑巴妹妹给人家做了童养媳,自己则被人收养。少年时,郑凯卿给一名少爷做书童,后来到文华大学当挑水校工。
当时,文华大学吃水,需要挑水工从长江去担。一位小工人担水时不小心把水泼在“洋教授”史密斯身上,而遭殴打。郑凯卿气不过,联系所有的挑水工不给“洋教授”们担水。
三天不到,史密斯就找到郑凯卿询问情况,郑凯卿答应说服工人们担水,但有一个要求:向被殴打的小工人道歉。史密斯无奈,只得道歉。郑凯卿的名声在校园传开。
郑凯卿的命运,因陈独秀的一场讲座而改变。
1920年,陈独秀应文华大学之邀,到武汉讲学。
文华大学派平时在大学食堂帮厨的工友郑凯卿,负责照料陈独秀的起居生活。
1920年2月5日下午,文华大学公书林礼堂,陈独秀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郑凯卿没有太多文化,但对“大学问家”陈先生格外崇拜,于是也挤在学生中间,坐在最后一排,听了讲座。
陈独秀的演讲,“平静而富有说服力”,深入浅出,郑凯卿全都听懂了。他坐在人群中,却仿佛坐在火炉边,“全身都要燃烧起来”。
郑凯卿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理论全貌,但听得出来,陈先生讲的是穷苦人谋福利的。“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黑暗之中出现一条光芒万丈的大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三十多年后,郑凯卿如此向女儿形容当时听演讲的感受。
讲座后,郑凯卿找到陈独秀,把感受告诉了对方。陈独秀颇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有些拘谨的劳动者。当得知他就是“罢洋人水”的郑凯卿时,陈独秀握住郑的手说:“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
后来,陈独秀饮食起居都由郑凯卿照料,他们更多接触、交谈。陈独秀工作之余,常给郑凯卿讲解《新青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他有意为建党培养后备党员,尤其是像郑凯卿这样的工人。
陈独秀离开武汉后,致信刘伯垂找到郑凯卿,请其参与创立武汉党小组。郑凯卿参加了成立会议,会议决定他负责劳工工作。
领导人力车夫罢工指挥抓巡捕
1921年11月底,武汉松树湾一处僻静的院落里,一位身着蓝底白花上衣、黑色长裤的年轻女子带着孩子在葡萄架下做着针线活,她不时地瞟着院门,一有陌生声响,立刻抱起孩子,唱起“两只老虎跑得快”的儿歌。
女子是郑凯卿的妻子李雅卿,负责在门口放哨。屋里,武汉党小组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汉口人力车夫大罢工。一听她唱儿歌,屋里七个党员立刻停止讨论,摆开事先准备好的文房四宝,吟诗作画。过了半个小时,屋外传来“摇篮曲”,屋里的人知道“警报解除”,又开始讨论罢工。
几天前,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老板加租举行罢工,工作处于停滞的武汉党小组决定利用这一机会,策划一次全武汉市的人力车工人运动。
按照党小组决定,郑凯卿化装成人力车夫去调查情况,很快找来活跃分子樊一狗。
“租金即使加一个铜板,车夫们都难以活下去。”樊一狗当着包惠僧、陈潭秋的面边说边落泪。
郑凯卿的父亲和岳父都是人力车夫,他非常清楚人力车夫的劳作与辛酸。他主张应尽快成立人力车夫工会,使人力车工人有自己的领导,并尽可能发动工人们参加游行示威,把声势造大,迫使车行老板接受工人的条件。
党小组同意了郑凯卿的意见,聘请武汉著名律师施洋担任工会最高顾问和对外事务全权代表,并由其起草《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人力车工人们向车行老板提出三项要求:一、成立工会;二、取消加租;三、减少租金。
12月7日清晨,600多名人力车工人在临时工会的号召下,从四面八方涌向汉口大智门车站,游行队伍约定在公安路丁字路口集合。
郑凯卿头戴毡帽,身着短装棉袄,外罩一件印有“人力车夫”字样的背心,与其他工人打扮无异。不同的是,大白天,他手中却拎着一盏车灯。
“这世界太黑暗,这盏灯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郑凯卿大声说。
8时许,在郑凯卿带领下,游行队伍从大智门出发,沿路高喊口号:“劳工神圣”、“反对增加租金,还我生存权利”。
游行队伍来到法租界时,遭遇法国巡捕阻止。没有任何经验的工人们一时间混乱起来,有人跑来告诉郑凯卿,法国巡捕想抓人。
郑凯卿立刻跳上高台,大声喊:“工人同志们不要慌,他们抓我们的人,我们也抓他们的人。”接着,他指着朝他奔过来的两个法国巡捕喊:“就抓那两个。”
工人们有了指挥,一拥而上把法国巡捕摁在地上,夺了他们的枪。有人解下自己的腰带,将法国巡捕捆得结结实实带到公安路临时工会办公室看管起来。
剩下的工人们在郑凯卿、林育南的指挥下,把法国领事馆和巡捕房团团包围。法国领事怕事态闹大,释放了被捕工人,并向工人代表道歉。
武汉当局也慑于压力,授意汉口商会与工人代表谈判,车行老板最终基本接受了工人们的条件。
由此武汉党小组的工作打开了局面,武汉工人运动随之展开。包惠僧曾用巴枯宁的话总结罢工的意义:“一次暴动,要胜似十万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