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映着群峰攒聚的娄山关。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1935年2月25日傍晚，第二次渡过赤水河的中央红军在这个“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这一天，密集的枪声响彻天险；这一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湘江到高原：四渡赤水是“逼”出来的

　　“湘江”两个字，牢牢地刻在92岁的原红三军团老战士王道金记忆深处。

　　第五次反“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的中央红军，在湘江边遭遇了最惨烈的一战。王道金记得，120多人的连队，过江后只剩下一半；他还记得，两岸的石头上溅满了血。

　　“两个月不停地打，大家都快累垮了，子弹袋也空了。”王道金回忆说。血战湘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即使是这3万人，也早已成了一支缺弹少粮、疲惫不堪的脆弱之师。

　　死者的鲜血终于引起了生者的反思。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危急时刻，曾被剥夺党和红军指挥权两年之久、甚至没有被列入长征最初名单的毛泽东，以正确的主张和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也在实际上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史家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革命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但胜利并不是转瞬即来。被后来的军事家赞叹不绝的四渡赤水，并不是一盘预先布好的棋局。相反，它是被失利给“逼”出来的。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毛泽东所举土城战役，正是四渡赤水的发端。

　　遵义会议确定北上方针后，中央红军决定痛击正向土城方向前进的尾追川军，打破其堵截企图，为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但由于敌情判断失误，红军遇到了空前强大的川军，进攻作战变成了背水作战。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倒下了3000多名红军将士。

　　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原作战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

　　3军团所剩的全军最后一门山炮被迫投入了赤水河中。中央红军轻装上路、西渡赤水，摆脱了尾追之敌。

　　这就是一渡赤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