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中央苏区有两个被党内称为“无线电双雄”的同志，一个是曾希圣，一个是蔡叔厚。蔡叔厚，1898年出生于天津。1921年秋，蔡叔厚考取了官费的留日专科实习生，赴日本电机专门学校插班学习电机专业。继而他又考上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研究高压电器的设计与制造。1924年毕业回国。在白区工作时他是共产党的秘密无线电工作者，人称“蔡老板”。

　　　(一)1924年，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蔡叔厚回到上海后，从朋友们的手中筹集了一些钱，在上海东有恒路一号因陋就简地创办了“绍敦电机公司”，主要业务是修造高周波的紫光放电机，并代各电料行修理电疗机、爱克斯光机、马达、风扇等等；后来又开始修理制造霓虹灯的主要机件“定流高压方棚”。蔡叔厚的技术很好，公司的收入比较可观。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就此过安定舒适的生活，仍思念着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工业救国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上海，党的一些领导人不得不经常转移办公地点和住址，以避开敌人的搜捕。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人杨贤江夫妇转移住处时，有人介绍他们去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不久，张秋人、陈德辉等共产党员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先后搬到绍敦电机公司。1927年6月下旬，蔡叔厚中学时代的同学夏衍从日本留学回国到上海，又住到了绍敦电机公司。

　　从这以后，党内的一些同志经常去绍敦电机公司碰头，研究工作；中共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的成员有时也去那里聚会。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蔡叔厚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渐渐从同情革命转变为立志要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927年冬天，正是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有的人甚至叛变投敌。而蔡叔厚就在这时，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经陈德辉、汪极介绍，他光荣地入了党。后来蔡叔厚在《自传》中谈到他入党的动机时说:“我主要是对于蒋介石背叛革命、残酷统治的仇恨，对于许多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义愤。我为周围许多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中沉着、坚强斗争的优秀品质而感动，看见革命工作者一天天的牺牲，一天天的减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补上这一个斗争的岗位。”

　　　(二)蔡叔厚入党后，和陈德辉、冯雪峰、夏衍等编在一个党小组，属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这时，绍敦电机公司也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接转顺直省委和中央机关的联系。同时，它也是遇难同志落脚、寻找党组织的地方。仅在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公司就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到上海去的几十位同志，其中包括叶剑英、曾宪植、邢西屏(徐冰)、廖承志、匡亚明、冯雪峰、李求实、张去非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蔡叔厚自己平时生活很简朴，但是当党组织和同志们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他总是全力以赴，倾囊相助。1929年，蔡叔厚担任了闸北区委的财经委员会主任，负责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实际上往往是他拿出自己的钱，捐献给党使用。因此，大家打趣地把他的公司称作“济难会”。
　　蔡叔厚在工作中十分机警，遇到意外的、复杂的情况，他都能想办法应付。绍敦电机公司当做联络站后，经常有各地的同志来接洽关系。有一段时间，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搬到那里办公，并在那里召开过一次区的党代表大会。公司里经常人来人往，引起了敌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的注意。有一天，党组织通过内部情报得知敌人要到绍敦电机公司搜查，为了蔡叔厚的安全，通知他暂时避开。蔡叔厚考虑到:如果他避开，反而容易暴露机关，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他决心冒险留下来应付敌人。组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夜里，果然来了大批中外警探，在公司里翻箱倒柜，大肆搜查。由于蔡叔厚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敌人毫无收获。当敌人垂头丧气地要撤走时，蔡叔厚同他们据理斗争，要敌人签写了一张字据，证明在他的公司里查无结果。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写了。后来，敌人还去搜查过几次，都被蔡叔厚巧妙地应付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