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几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想起周扬的名字。许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的名字，不值得我多想，想下去便觉得他们身上太多寒气，以致使我也冷了起来。而想念周扬时，心倒会热起来。因为这种直接的温暖的感觉，又使我确信，周扬是值得怀念的。

　　八十年代即周扬的晚年时期，在四五十岁的新一代人中，我应当是与他的联系较多的一个了。我为他起草过《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报告等，还为他起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共同署名）。最后一次是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那时胡耀邦和他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已决定仍然由周扬作为第五次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由他作主题报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阳翰笙、冯牧等拟定了一个为他起草报告的候选人名单，交给周扬挑选。周扬已病重在床，但还是认真地看了名单，最后还是选择了我。当时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受委托告诉我此事，并要我承担执笔起草全国文代会报告。我已下决心不再“代圣贤立言”，便竭力推辞。觉民所长见我执拗，先是拿起党的文件“吓唬我”，说文联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已写上你的名字，而且中央已经批下来了。他怕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不信，居然把阳翰笙代表文联党组写给中央的报告原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呈交的报告）放到我的手里，让我仔细看看。于是，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下来：

　　启立同志并转中央书记处：

　　遵照本月17日您关于第五次文代会报告起草组名单，要“文联党组讨论，经周扬同志同意，报中央备案”的指示，我与夏衍同志商量后，文联党组于26日开会讨论，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建议：报告起草仍由夏衍任顾问，阳翰笙任组长，其他成员为：冯牧、赵寻、陈涌、江晓天、刘厚生、罗艺军、王春元、刘再复等同志。经夏衍同志斟酌后，已由周扬同志审阅批复同意。兹特呈报中央准予备案。

　　这次党组会上，并讨论了第五次文代会整个筹备工作的领导问题。建议：扩大并及时组成五次文代会筹备领导组。由周扬任组长，夏衍、阳翰笙、林默涵任副组长，其他成员为赵寻、冯牧、陈荒煤、李瑛、袁文殊、延泽民、陆石、李庚、孙慎、华君武等同志。周扬、夏衍同志也同意这个名单，现同时报请中央一并备案。

　　附呈周扬同志21日口述函打印件，按他的意见抄送请耀邦、仲勋同志和您审阅。

　　报告起草组当即开始工作，筹备领导组也将及时召开。

　　您对以上汇报事项有何指示，盼告。

　　阳翰笙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

　　许觉民给我读完后说：此件中央已经批示下来。但他知道我的怪脾气，见我久久不吭声，进而便以“情”来打动我。他出示了另一张起草者名单，指着我的名字说，你看你的名字上画了个圈圈是周扬同志画的。他身体不好，我们把起草者名单送给他时，他要了笔，手抖着，然后颤巍巍地把笔落在你的名字上。许所长说到这里，我心一热，便答应了。我早知道周扬病得很重，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如此器重我信赖我，还用他剩余的未被“文革绞肉机”榨尽的一点气力对我发出期待，我能无动于衷吗？中国话说“盛情难却”，其实最难却的是重托的真情，我没有理由拒绝了。那一刹那，我给自己说，赶紧写吧，也许这位当代文化领袖还能看到我为他起草的文字，也许还可以带给他一点最后的欣慰。

　　没想到，这之后，他的脑软化病情加重，不能像以前那样总是把报告的主旨想好。几次给他起草，我个人收获最大的是写作前倾听他讲述“报告”的要求和要点。那实际上是大文章的框架和基调，也就是“文眼”、“文心”，他给报告立了心，我的文章就好做了。这个过程，真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八十年代前期大约五年，我在这一“周扬学院”里受益无穷。经过这段“修炼”，我觉得自己写作的宏观把握能力提升了。像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他就对我和张琢（另一帮我起草的朋友）说，这个报告要以毛主席说的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为“纲”，通过鲁迅这一典范，把三个范畴（科学、民主、大众）讲清。每次听他一讲，不仅听到写作“动员”，还知道如何下笔。可是，八四年这一回他病倒了，连见个面都不行，我只能在文联为我租好的旅馆里独思冥想了。他们要求我先想好主题，然后写好提纲，一个月内完成此事，下个月文联党组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果然，一切都按时间表施行。一九八五年一月，我被通知和夏衍、冯牧、林默涵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让我向胡耀邦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们汇报我拟好的提纲。

　　接到通知后我兴奋了一个晚上，尽管在八十年代我属于胆子很大的弄潮儿，但这回有点像古代举子面临“殿试”的紧张，于是我把自己要讲的纲要想了又想，“烂熟于心”后才和许觉民一起进了中南海的“中央书记处”。一进门，就看到会议室中间椭圆的大约两丈长、一丈宽的大会议桌。坐在正上方的是胡耀邦总书记，胡启立坐在长桌的中间，他的身边有胡乔木、习仲勋、乔石等书记，我的座位正面对着他们。在他们边上还坐着夏衍、冯牧、林默涵。我和许觉民坐下来之后，立即听见胡启立说：开始汇报吧。于是，我就把“烂熟于心”的提纲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讲完。讲完后夏衍作了大约五分钟的说明，他事先已审阅过提纲，只是说明周扬同志已住院，无法到会，提纲中所强调的作家、艺术家在新时期兼有推动历史前进和艺术创造的双重使命这一主题是文联党组认可的。接着书记们发表了意见。胡耀邦说话时我倾听着，并作了笔记。他说，现在中国处于变革大潮中，泥沙俱下，一面是发展，一面是流氓、地痞、投机者兴风作浪，他们影响社会风气，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也要影响社会风气。都在一条河里，我们要同舟共济呵。讨论“提纲”后我们这些老少“秀才”们就要走，没想到胡耀邦面对着我说，小刘，你们坐下来听听，于是我和许觉民居然留下来列席书记处的下一段会议。主持会议的胡启立宣布还有两个议题，一是边疆干部是否提高工资的问题，二是要不要设立博士、硕士学位制度的问题。讨论中的发言，习仲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敢于直言，而且语端带着情感。讨论学位问题时只有胡乔木一个人发言，他倒是娓娓道来，说明建设学位制度的必要性。散会时，我和许觉民走到胡耀邦面前，和他握手，他大约感受到我的敬爱的目光，又说了一句：要同舟共济呵!

　　会议之后，为了周扬，为了胡耀邦，我在旅馆的灯光下日夜写作，很快就交出了初稿。我向许觉民和文联党组请求，修改和定稿就由别人去做，我刚刚接替他的研究所所长，也的确太忙。党组同意我的请求，最后诉诸社会的“报告”有没有用上我的文字，我也记不得了。

　　回到所里，我除了必须进入陌生的“领导角色”之外，还得开始着手写作周扬给我的另一篇大文章，这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这一总论题为《中国文学》，放在辞书的最前边，篇幅一万五千字。具体执行主编工作的王元化和许觉民“指示”说，此文已写了两三年了，到处征求意见，还是写不好。最后和周扬同志商量，还是由你来写。你要写好三个部分，一是概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从古代到现代都得说；二是概说中国文学的特征；三是概说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史略。面对这一重托也是重担，我明知繁重，又是因为感激周扬的知遇之情而完成了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本应只署周扬的名字，但王元化、许觉民为了表彰我的劳动，便不顾名分辈分的差别，把我的名字和周扬的名字署在一起。当时我四十三岁，还是全国青联委员，常以青年自居，能与中国文艺界的泰斗人物“并置”，自然高兴，但我当时所以没有“谦让”，实在是因为周扬晚年留给我一种人性尚存尚在的温馨印象，并非“暴君霸王”，使我觉得把自己的名字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实在是非常光荣。今天，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在为他的晚年未灭的人间性情作证。到海外之后，我所作的反省都是人性的反省，包括对故人的回忆，也唯有那些还具有人性挣扎的往事，才能重新激起我热爱人生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