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12月14日也是宁都起义80周年纪念日，作为宁都起义主要发起人之一董振堂在世的唯一儿子，我更加深切地怀念我的父亲。

　　全部积蓄尽数给党

　　父亲生于1895年，是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科，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由于善战，短短5年就由一名见习排长升至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调至江西宁都围剿红军，父亲当时在25师73旅任旅长。

　　1931年12月14日，父亲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国民党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2万余件武器在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父亲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后任军团长。

　　1932年2月，经13军政委何长工介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批准，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积蓄的3000块银元全部交给了党。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让我父亲留一些零用钱，父亲对毛主席说：“我现在是红军战士，又加入了党，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要献给党，还留钱干什么呢？请党收下我这一片心吧！”

　　师长家属生活“寒酸”

　　在我并不太清晰的记忆中，跟父亲生活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我4岁那年。

　　1928年冬天到1929年初，时在西北军的父亲调任13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把爷爷、母亲、伯母和我等人接到洛阳团聚。

　　父亲生活非常简朴，吃饭时最多两菜一汤。我们到了以后，吃饭的人多了，也不过加一个菜、一个汤。有时勤务员多给他要了菜和汤，父亲就让退回去。父亲给我母亲买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袄和一条棉裤，都是布的。那些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觉得“师长太太”也太寒酸了，父亲却不以为意。

　　大概在洛阳呆了半个多月，我们就回老家了。临走前，父亲给母亲买了一件毛衣、一个枕头，给了10元钱，让她回去给3个孩子做衣服。接着，父亲又对母亲说：“你不要惦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这一辈子，不会吸烟、喝酒，更不会逛窑子。即使我阔了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就这样，我们与父亲分别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我与父亲的永别！

　　长征军中“铁流后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开始长征，一军团为左翼，三军团为右翼，五军团为后卫，中间是庞大的军委纵队。父亲任五军团军团长，率领五军团（辖13师、34师共1.2万余人）随时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掩护军委纵队安全前进。

　　11月11日，在湖南汝城县以西的百丈岭和延寿一带，父亲指挥部队经过3天3夜的血战，掩护辎重队伍顺利通过。半个月后在湘江战役中，负责殿后的五军团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但损失也极为惨重。父亲率领五军团13师完成掩护任务后，才强行渡过湘江，但34师被阻于湘江以东，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湘江血战打了7天，中央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五军团也由1.2万多人减到不足5000人。

　　1935年5月3日，军委纵队在绞平渡抢渡金沙江，五军团苦战3天3夜，保证了军委纵队安全渡过金沙江。由于一、三军团原定的渡口无法通过，3个军团只好集中于五军团所在的绞平渡。军委命令五军团坚守阵地。在石板河一线，五军团坚守了9天9夜，终于掩护红军全部安全渡过了金沙江，从此父亲率领的五军团也有了长征“铁流后卫”的美誉。

　　血战高台全军阵亡

　　长征结束后，为了得到苏联的直接援助，中央决定开辟通往苏联的国际路线，组建了西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共计2.1万余人。在这之前，五军团与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三军合编，改称五军，父亲任军长，下有两个师、4个团共计4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