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陈独秀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笃信“世无朋友更凄凉”，一生轻钱财，重感情，故而知己满天下，为后世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友谊佳话。本文在此所要记述的，就是他与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的历史交往。

　　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曾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人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周恩来回国，旋即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当时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是中共较为重要的一个组织。任命归国不久的周恩来为广东区委委员长，足见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看重。也正是由此刻开始，周恩来正式加入陈独秀麾下，开始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携手奋斗。

　　陈独秀对于周恩来来说并不陌生：还在南开上学时，他便看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思想上接受着其反帝反封建号召的影响。甚至于1917年在去日本途中，周恩来身边还带着一本《新青年》。据记载，到日本后，周恩来曾费尽周折借到了一本《新青年》第三卷全份，他将其拿回宿舍中看，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后来“他在日本感到找不到救中国的道路，心中极端苦闷，又把《新青年》第三卷找出来读，感到心头豁然开朗。”

　　在党的一次会议上，陈独秀与周恩来相识了。当时陈独秀已是党内的传奇人物：他先是在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继而作为“总司令”，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接着，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人于1921年一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系列传奇经历都使得陈独秀成了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偶像。

　　见到陈独秀时，周恩来一阵兴奋。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入里的分析，都让周恩来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与陈独秀儿子陈延年一般大的周恩来，也给同为“选学妖孽”、誓与封建礼教相决裂的民主革命斗士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此两人常聚在一起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研讨对策。

1937年春陈独秀在南京第一监狱中

　　1925年5月，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率领打手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多人，工人群起罢工反抗。30日，上海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十多人，酿成“五卅”惨案。6月23日，广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进行反帝大游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从马队中抽出两个营，从黄埔军校抽出一个营，亦参加示威游行。当时，游行队伍四人一排，周恩来走在最前列，他沿途高呼口号，情绪十分激昂。不料，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河对面的沙基时，在沙面的英军突然向游行队伍开枪，周恩来左右两边的人都被打死，他幸免于难。陈独秀闻讯后立即派人前来探望，对周恩来的关心挂念之情，尽显无余。

　　翌年3月10日，蒋介石指使其法西斯党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一个命令，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然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假装“惊异”，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他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名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不料，这些建议却被陈独秀拒绝。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主张妥协，3月29日还发出指令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深渊中拔出来”。彼时中共是共产国际下辖的一个支部，许多事情都要听命于共产国际，陈独秀作此决定也存在很多言不由衷的成分，周恩来能体会到陈独秀的艰难处境，他并没有责怪陈独秀，只是暗自叹气，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