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谈时，高岗小声地问：“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捷沃西安不知话里有话，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要消灭！”“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说完，脸色阴沉下来，似有一肚子委屈：“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是吗？是怎么一回事？”于是，高岗开始大吐“苦水”……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10

　　由于高岗和饶漱石在东北和华东还是做出了一定成就，毛泽东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坏，认为他们进京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

　　奉调入京的高、饶失去了旧日的小天地，很不自在。他们对人说：“这是调虎离山。”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听取陈云、薄一波的意见，实行了新税制，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北京中央政府手中，计划委员会也由周恩来的政务院直接领导。这些变动对高岗影响很大。高今后必须征得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周恩来还主张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虽为计委主席，也要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的制约。周恩来告诉高岗，一切指令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激动得像刚喝过酒，脸上的麻坑都泛红了：“哪个中央？哪个中央？我不是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吗？”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后，为寻找一条适应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之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战略思想转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反映在对几个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上。

　　第一个分歧是由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作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引起的。报告认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互助组发生了涣散，它不是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为此他们主张要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对此持不同意见，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认为目前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化要依靠工业，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农业，那是空想。7月3日刘少奇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党内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并加了批语，语言激烈地指出了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错误。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专门找了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右倾”。同时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再一个大的分歧是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是否应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刘少奇等认为目前国民经济虽然恢复，但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本状况并无大的变化，当前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就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左”倾。为此，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并作了极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右倾”。

　　还有一个就是对“新税制”的看法。

　　所谓“新税制”，是1952年底周恩来批准颁发执行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这些通告和办法根据“三反”“五反”以后公私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现象和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取消了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的课税方面的优惠条件，实行公私一律的平等竞争。

　　这些措施一度引起物价波动，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高岗首先发难，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竟应如何处理，望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收到信件后，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周恩来把毛泽东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