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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谁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
西安事变：毛泽东[MaoZeDong]要“除蒋”，张闻天主张和平解决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处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HuiYi]，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MaoZeDong]作报告。毛泽东[MaoZeDong]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LingDao]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MaoZeDong]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MaoZeDong]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MaoZeDong]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此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MaoZeDong]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HuiYi]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LingDao]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张闻天和毛泽东[MaoZeDong]都遵守遵义会议[HuiYi]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LingDao]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LingDao]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MaoZeDong]，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MaoZeDong]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HuiYi]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HuiYi]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MaoZeDong]看成领导[LingDao]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HuiYi]，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规劝毛泽东[MaoZeDong]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MaoZeDong]的大怒。
张闻天写信反对毛泽东[MaoZeDong]与江青结婚，惹得毛大怒，当场撕信
1938年秋，毛泽东[MaoZeDong]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LingDao]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工作。
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MaoZeDong]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LingDao]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MaoZeDong]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MaoZeDong]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