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作为中国大革命的直接指导者和操纵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中共在革命中推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新的研究证明，这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唐宝林认为，在大革命时期，联共（布）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制定中国革命路线、政策的最高标准是以苏联国家利益为转移，造成了大革命的潜在危机和最后失败；1923—1925年提出了比较积极的革命方针，但自始就轻视中共力量，只武装国民党而不武装共产[GongChan]党；1925年秋，由于国际[GuoJi]形势的变化，则开始实行右倾退让的路线，一味依赖国民党甚至蒋介石个人，让中共全面放弃独立性和领导权；最终，国民党右派羽翼丰满、全面反动时，又突然命令中共迅速组建几万人的自己的军队，陈独秀主动承担了对抗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责任，成为莫斯科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何云庵认为，直到1920年，列宁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意义上坚持世界革命理论。尽管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二大上对东方革命的前景作出了超越阶段的乐观估计，但仍然是以欧洲革命胜利为前提的。直到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四大，随着欧洲革命陷入低潮，东方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才变得突出。这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一系列错误的总根源。

　　■关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中国红军长征的关系

　　学者认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于红军长征有功有过，总体上功大于过。

　　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与准备问题，有学者根据权威档案资料进行了新的探究。

　　王新生认为，1934年5月，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虽然选择了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坏的情况下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方案，但其主导思想还是作最后的努力，力争在夏季扭转斗争的不利形势。这种指导思想是脱离当时斗争实际的。由于对中央苏区整体状况的估量出现错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从5月底到9月底的四个多月时间里，一直致力于中央红军主力在苏区内部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而对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犹豫不决。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失误。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错误方针指导下，“左”倾错误领导者博古、李德把主要精力用于作战上，没有积极作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当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时，才仓促准备，率领红军主力转移。

　　学者还指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想方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联系，在宣传红军长征、指导中共及时实现战略方针的转变、支持陕北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红军长征时期, 正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战略策略由“左”倾向正确方向转变的时期，也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由差向好的转变时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有功有过，总体上功大于过。

　　■关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关系

　　学者认为，在红军长征以前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直接指导和控制着中共自身建设，成为中共和中国革命恢复、发展和遭受挫折的决定性因素。

　　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自身建设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

　　金冲及对这一时期党的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都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有着密切关系，是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发生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更是完全倚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在中国共产[GongChan]党内的巨大威望和组织约束力，才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很难做到准确估量不断变动的形势，真正从实际出发指导中国革命。

　　汤涛认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在大革命失败后及时调整方针政策，在党的建设一些方面的正确指导加速了中共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中国革命走向复兴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第三时期”理论、对党员成分的错误认识、破坏党内民主、盲目推行联共（布）党建模式等消极因素，却又使中共走了许多弯路，遭受了重大损失。

　　■关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