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GongChan]党建设史中，特别是建党初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一直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GongChan]党诞生、发展、曲折的过程无不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导密切相关，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中国共产[GongChan]党指导的正确与错误直接反映在我党发展过程的顺利还是曲折中。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通过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从1920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代表维金斯基起至1932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李德止，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曾先后向中国派过多位代表。这些代表的个人风格、品质、能力也对中国革命有着较大影响。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透过历史的烟云，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当年那些曾左右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航标、引领中国革命航向的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们。

　　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于1919年3月由列宁亲自领导成立，定名为第三国际[GuoJi]以区别于第二国际[GuoJi]，成立之初有32个国家作为成员国加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以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没有能力派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李汉俊、毛泽东等人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从这时起，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就开始派出代表在中国发现革命领导人并进行宣传指导活动。

　　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维金斯基。1920年3月，他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和他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几位苏俄代表，他们是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在广州活动，联络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黄凌霜等）。在这之前，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交往甚密的是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员柏伟烈（一译为鲍立威），他与李大钊关系较好，并向他们提供马克思主义读物，《共产[GongChan]主义ABC》英文本就是由柏伟烈带到北大图书馆来的。

　　维金斯基来中国之初意在联络有共产[GongChan]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经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上海的陈独秀，维金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信到上海找陈独秀。这时，陈独秀非常欢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代表们对中国革命加以指导，他经常慨叹“中国共产[GongChan]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无中文译本”。他认为“如果能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能派一位代表作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应当说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活动是顺利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这与维金斯基的个人品格有关。维金斯基从不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代表自居，对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备加推崇，态度谦逊，充满热情。他来中国后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共产[GongChan]党的创建工作。维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维金斯基还与孙中山进行会见，这也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的情况。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GongChan]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维金斯基返回苏联向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汇报情况，此次在华共计活动了十个月。

　　接替维金斯基的第二个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是马林，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马林的风格和维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国就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报告，并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东方问题权威而自傲，陈独秀派李汉俊与马林会谈，但李汉俊因不满马林的作派，二人每每发生争执。陈独秀被选为党的一大书记时，还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一大当选后返回上海专任党的总书记后，马林有两件事引起陈独秀的强烈不满并要求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调回马林，在一个多月内不顾马林的一再要求拒绝与其见面。一是马林不经中共知道私派张太雷（时任马的翻译）去日本联络代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另一件事是马林认为中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前一件事陈独秀认为是对中共的轻视和极为不尊重，后一件事陈独秀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有被称为“卢布党”的嫌疑，并且很难使中共今后保持独立的地位。直到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等五人被捕后，马林四处奔走并交付一大笔保释金，陈独秀才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首次会晤马林，但在关于中共是否接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导与经济援助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论，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争论。由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GongChan]党经济状况窘迫，而搞革命是需要很多的职业革命家为其奋斗服务的，基于这一实际情况，陈独秀后来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加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成为他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提供经费。

　　1921年马林经张继介绍认识孙中山以后，其兴趣便主要放在国民党身上。马林感觉当时的共产[GongChan]党太幼小，而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公认领导人，便力劝中国共产[GongChan]党废除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马林为此东奔西走，既要说服孙中山，同时还要说服共产[GongChan]党人。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共产[GongChan]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反对，陈独秀反对尤甚。马林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专程返回莫斯科向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做了一个长篇报告，阐述了孙中山的地位影响，国共统一战线的重要，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并作出共产[GongChan]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面对这一决定，作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只有接受了。共产[GongChan]党人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如果进行所谓领导权的斗争，势必会引发国民党的警觉、芥蒂，并导致分裂，这种尴尬局面是很难把握的，即便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牺牲，甚至犯了右倾的错误，而蒋介石还是以共产[GongChan]党人争夺领导权为借口，为排除异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来把党的右倾错误全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甚至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也批判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可以说党内合作这种方式就种下了祸根，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策略，马林的指导有着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