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马林被调回国，在华共计两年多，筹划了中共一大、二大、三大与西湖会议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1923年10月维金斯基再一次来到中国，接替马林担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维金斯基此次来华，依然与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高层领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共产[GongChan]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已成现实，维金斯基觉察到中共在国共统一战线中存在的右的倾向，对此作了一些纠正。他提出，中共重点在于自身发展和独立领导工人运动，共产[GongChan]党人在国民党内应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但当时反革命的势力已十分强大，特别是经历了北京政变、五卅运动，及北方郭松龄倒戈失败和吴佩孚攻占河南之后，维金斯基和陈独秀都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此未能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在1926年7月，由于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为当时的右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3年与维金斯基几乎同时来华的还有一个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国民党的代表——鲍罗廷。鲍罗廷帮助孙中山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真正付诸实施。孙中山在世期间，对鲍罗廷非常信任，任命其为国民党顾问。国民党一大后，鲍罗廷帮助从军事上加强了国民党，致电莫斯科要求组成一个由50名军事人员组成的顾问团。鲍罗廷还促进了冯玉祥参加革命。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鲍罗廷参与解决中山舰事件，对蒋介石进行妥协退让，企图使中共和蒋介石和解，而后仍出于这一想法，鲍罗廷和维金斯基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促使中共接受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但鲍罗廷又试图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并让唐生智用军事力量对蒋进行抑制，引起蒋的恼怒，蒋介石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鲍罗廷，以维金斯基取而代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与陈独秀一起作为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首要分子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通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组成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中国代表团，罗易为首席代表。1926年底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罗易作了发言，认为“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农民革命”，这是符合中国当时情况的，会议通过了罗易的这一意见，并派罗易为特别代表，负责监督这一决议案的贯彻执行。并任命他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这时中国内部反革命势力高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刻。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罗易就曾撰文向中国共产[GongChan]党警告过蒋介石有可能叛变，他曾批评过陈独秀的右倾。但罗易也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时汪精卫是左翼的头号人物，罗易知道汪精卫正加紧勾结国民党右派妄图以共产[GongChan]党人的鲜血换取蒋介石对他的谅解，为了想保持住国民党的左翼联盟，极力拉拢汪精卫，罗易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看，五月指示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指示共产[GongChan]党关于进行土地革命及建立军队的事宜的，不料汪精卫看后更加强了叛变的决心，找到了反共的口实。这件事迅速促成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当时已受重创的中国共产[GongChan]党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此事之后，罗易被调回莫斯科。

　　1927 年7月15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罗明那兹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维金斯基的工作，罗明那兹筹备召开了八七会议，从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由此中国共产[GongChan]党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导下，从右到左，在政策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但罗明那兹在中国的工作到1928年2月仅半年的时间就遭到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批评并被调回。批评他比较严厉的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东方部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米夫于1927年2月至7月曾到中国作了为期半年的考察，出席了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五大，对中国的情况略有了解。1930年12月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的身份再一次来到中国的米夫强烈批判了立三路线，极力推荐他的学生王明，并想尽种种办法使得王明占据了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最高地位。1931年8月，米夫回国。

　　1932年9月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派李德到中国工作。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1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地方，1923年成为德国共产[GongChan]党秘密组织的成员并与苏联秘密机关联系，后被捕。1928年在德国共产[GongChan]党的营救下逃出，秘密到达苏联，开始在苏联伏龙芝学院学习军事。1932年毕业后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委托，来中国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9月，李德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示，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李德直接参与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坚持正规的防御战，批评红军长期积累起来并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游击战、运动战，诬之为“游击主义”，在军事上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及一切相反意见，成了军委的“太上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李德也成为惟一一个参加红军长征并到达陕北的外国人。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撤销了他的军事顾问职务。1937年李德曾担任中央军事研究委员会编委会主任职务，1939年秋，李德回到苏联。

　　以上所述为中国共产[GongChan]党早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各个阶段派往中国的主要代表，相对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的秘密身份所不同的是，苏联政府还以公开外交使节的名义往中国派过代表。如1921年，阿道夫·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来华访问，除与当时的北京政府接触外，还与南方的孙中山建立了密切联系，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回国后，接替他的是列夫·米哈依诺维奇·加拉罕，加拉罕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三次加拉罕对华宣言，第一次宣言称：“苏政府将中东铁路……，一切返还与中国，不要分文”；第二次宣言称：“以前俄历届政府所定条约全部无效，在中国所夺去的一切，全部无偿永久归还中国”；第三次宣言称依前两次宣言之精神，作为对华关系原则。越飞与加拉罕虽是以公开的苏俄外交官的名义到中国来的，并且其接触的政府主要是北京政府，但因苏联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与中国的革命人物多有接触，对中国革命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