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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博古为啥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结局却不同？--国家年鉴(4)
第七，他们[TaMen]都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同时离开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书记处。
1942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领导的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犯了“左”倾路线错误[CuoWu]。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
1943年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CuoWu]。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错误[CuoWu]的表现，认为其错误[CuoWu]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其错误[CuoWu]产生的根源。王明的这些错误[CuoWu]，博古也同样是存在的。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发给各中央[ZhongYang]局、各中央[ZhongYang]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中央[ZhongYang]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明确批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甚至认为王明、博古是“反党宗派”，进行了“反党活动”。这个指示说：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CuoWu]路线，反而说中央[ZhongYang]路线是错误[CuoWu]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ZhongYang]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CuoWu]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
此后，毛泽东等人又多次对王明的错误[CuoWu]进行批判。例如1944年4月12日、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中央[ZhongYang]党校第一部，就党内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学习与时局》的讲演，批评了王明等人的“左”的和右的错误[CuoWu]。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向题的决议》，又着重总结和分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CuoWu]。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和报告中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CuoWu]。这些批判虽然主要是针对王明的，但同时也是针对博古的。
王明、博古不仅在延安整风中多次受到批判，而且在组织上也受到了处理。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ZhongYang]关于中央[ZhongYang]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ZhongYang]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主席、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主席。从这时起，王明、博古不再是中央[ZhongYang]书记处成员，同时离开了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的领导岗位。
第八，他们[TaMen]在离开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在法律、宣传等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继续作出了贡献。
王明离开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书记处以后，从1946年6月起参加中央[ZhongYang]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开始从事法律工作。1948年12月，他担任中央[ZhongYang]法律委员会主任。1949年10月，他又担任中央[ZhongYang]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直到1954年9月法制委员会被取消。在这期间，他参加了起草全国宪法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为法律的制定作出了贡献。
从1941年3月开始，博古就负责筹办《解放日报》，从5月开始统一领导正式创刊后的《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并负责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的对外宣传工作。离开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以后，他继续负责这方面的工作。1946年2月，还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这些岗位上，特别是宣传工作岗位上，他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