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

　　“工匠”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强[LiQiang]。“木匠”是周恩来[ZhouEnLai]给涂作潮起的外号。加上蔡叔厚、张沈川，上海[ShangHai]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DianTai]、第一个无线电[WuXianDian]培训班，而且还有了第一部密码。

　　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第一个译电员是邓颖超。也可以说周恩来[ZhouEnLai]是密码专家。”

　　风语轻盈。风行天下。我党无线电[WuXianDian]通信事业的创始人，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LiQiang]在家中办公。 （资料照片）

　　【回眸】

　　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DianTai]畅通

　　我们党的第一座电台[DianTai]建立于1929年的秋冬之交，当时李强[LiQiang]24岁。

　　青春作证。上一年，26岁的“木匠”涂作潮刚在莫斯科结识周恩来[ZhouEnLai]，并被他亲自派去学习无线电[WuXianDian]通讯技术。下一年，“工匠”李强[LiQiang]和蔡叔厚、张沈川他们就成功[ChengGong]搞出第一部收发[ShouFa]报机，在上海[ShangHai]西区正式建台。

　　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就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要知道，这时离美国人设计的无线电台[DianTai]在斯坦福大学草坪上跟所有大陆电台[DianTai]进行通讯并大获成功[ChengGong]，也才两三年。要知道，这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简单使用几近原始的“摩尔斯码”。要知道，当年上海[ShangHai]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有被人举报的危险。要知道，躲在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里搞电台[DianTai]，一旦被查，殃及全家。

　　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特科电台[DianTai]所用密码的创编者是周恩来[ZhouEnLai]。这一密码保密性极高，素有“豪密”之称。

　　然而特科电台[DianTai]也有致命弱点，就是发射功率太低。

　　李延明是李强[LiQiang]的儿子。李延明说他父亲[FuQin]“最先研发成功[ChengGong]的那一台收发[ShouFa]报机，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50瓦，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ShouFa]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放弃，停止试验”。

　　涂胜华是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也说：“那时我父亲[FuQin]已经回到上海[ShangHai]，跟李强[LiQiang]一起搞100瓦的民用收发[ShouFa]报机。要是邻居们稍许有一点无线电[WuXianDian]常识，或者跟无线电[WuXianDian]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DianTai]，那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个危险是天线，张沈川他们以竹竿替代。他们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他们也没声张。

　　由于环境险恶，经常熬夜，张沈川日益体衰，终至伤寒。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DianTai]畅通。

　　张沈川病弱的身子最终竟还遭到敌人的摧残。

　　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挂着“福利电器公司”招牌的无线电[WuXianDian]培训班，所有的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潮侥幸脱险。其实张沈川反应很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工钱，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气得法国巡捕飞起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漆工”当场踢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

　　第二天的《申报》登出了张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并带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说：“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WuXianDian]机，图谋不轨，请速饬员往捕等情。袁局长据报，立即饬干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协拿。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获无线电[WuXianDian]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迅办。”

　　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等四人，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反动当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ZhouEnLai]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重见天日。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红色风语者们送出了“龙潭三杰”助苏区成功[ChengGong]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ChengGong]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钩沉】

　　第一座特科电台[DianTai]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1929年秋是在沪西极司裴尔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密台。

　　我们所查到的是，上海[ShangHai]五条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DianTai]的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特科时代到底有没有无线电[WuXianDian]测向仪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DianTai]，将定向电台[DianTai]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DianTai]的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ShangHai]的秘密电台[DianTai]均先后被侦破。电视连续剧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说：“无线电[WuXianDian]测向，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拍电视剧，说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口述】

　　百色起义成功[ChengGong]消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再转发到上海[ShangHai]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LiQiang]之子）

　　我父亲[FuQin]李强[LiQiang]，1905年生，江苏常熟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然后入党，为上海[ShangHai]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四·一二”后，我父亲[FuQin]从上海[ShangHai]到了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那时的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汉口余积里12号一座三楼三底两厢房的房子里，跟后来的中央特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央军委特科的一些人，譬如我父亲[FuQin]，后来到了上海[ShangHai]，都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

　　我父亲[FuQin]到上海[ShangHai]，组织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上。后来周恩来[ZhouEnLai]就找我父亲[FuQin]商量，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WuXianDian]收发[ShouFa]报机。周恩来[ZhouEnLai]说我父亲[FuQin]有这个条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FuQin]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有。我父亲[FuQin]就找蔡叔厚帮忙。蔡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FuQin]就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收发[ShouFa]报机搞成功[ChengGong]了。

　　收发[ShouFa]报机搞成功[ChengGong]后，我父亲[FuQin]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DianTai]功率太小，上海[ShangHai]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ShouFa]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打开来看。

　　我父亲[FuQin]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ShangHai]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ChengGong]，成功[ChengGong]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ShangHai]。

　　我父亲[FuQin]确实从小做木工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我父亲[FuQin]是五卅运动之后去苏联学习的。他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在中共旅莫支部。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开“六大”，我父亲[FuQin]是旁听代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周恩来[ZhouEnLai]认识了。周恩来[ZhouEnLai]听我父亲[FuQin]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ShangHai]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父亲[FuQin]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WuXianDian]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FuQin]都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1928年11月，东方大学将我父亲[FuQin]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FuQin]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父亲[FuQin]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

　　我父亲[FuQin]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DianTai]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FuQin]回到国内，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LiQiang]他们一起搞特科电台[DianTai]。我父亲[FuQin]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WuXianDian]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WuXianDian]收发[ShouFa]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确很险。也怪我父亲[FuQin]太大意了，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

　　走进北京东交民巷，拐进一条僻静小路，我们在一个“居有竹”的小院屋内，看到墙上挂着同一个人不同年代的一排照片。

　　这个人，就是李强[LiQiang]，当年中央特科的四科科长，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第一部红色电台[DianTai]。他儿子李延明写给我们的题字是：“勿忘来路，不忘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