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ZhuXi]，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WoMen]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TongZhi]曾经代表中央[ZhongYang]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TongZhi]多次讲，在我们[WoMen]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ZhuXi]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TongZhi]还说过，毛主席[ZhuXi]“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ZhuXi]，至少我们[WoMen]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TongZhi]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ZhuXi]一个人的，我们[WoMen]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WoMen]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TongZhi]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ZhongYang]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ZhuXi]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TongZhi]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低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TongZhi]。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TongZhi]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ZhuXi]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GeMing]。当时党中央[ZhongYang]的多数领导[LingDao]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像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GeMing]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ZhuXi]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GeMing]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GeMing]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ZhongYang]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GeMing]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ZhuXi]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WoMen]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TongZhi]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ZhuXi]取得联系。罗荣桓同志[TongZhi]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LingDao]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ZhuXi]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ZhuXi]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ZhuXi]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GeMing]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ZhuXi]领导[LingDao]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TongZhi]在赣东北领导[LingDao]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GeMing]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GeMing]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GeMing]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TongZhi]领导[LingDao]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WoMen]党独立领导[LingDao]革命[GeMing]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TongZhi]和陈毅同志[TongZhi]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ZhuXi]领导[LingDao]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ZhuXi]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ZhuXi]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TongZhi]所领导[LingDao]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TongZhi]英勇地领导[LingDao]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TongZhi]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TongZhi]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ZhuXi]建立革命[GeMing]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TongZhi]领导[LingDao]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TongZhi]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ZhuXi]和朱德同志[TongZhi]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LingDao]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TongZhi]，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TongZhi]，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ZhuXi]领导[LingDao]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GeMing]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ZhuXi]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ZhuXi]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ZhongYang]，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ZhuXi]当时比我们[WoMen]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ZhuXi]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GeMing]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GeMing]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ZhuXi]为我们[WoMen]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艰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LingDao]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GeMing]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ZhuXi]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ZhuXi]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ZhuXi]的正确决策

一九二九年二月，在上海的党中央[ZhongYang]，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ZhuXi]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GeMing]低潮。毛主席[ZhuXi]答复中央[ZhongYang]说：我们[WoMen]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WoMen]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同志[TongZhi]来代理我们[WoMen]的工作。后来，军阀战争很快爆发，形势就变了。毛主席[ZhuXi]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那首词，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ZhuXi]坚持正确主张，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一九二九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TongZhi]、陈毅同志[TongZhi]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ZhuXi]的意见。他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ZhuXi]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ZhuXi]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毛主席[ZhuXi]在我们[WoMen]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人现在说古田会议好像不是毛主席[ZhuXi]领导[LingDao]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ZhuXi]有错误就好像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一九三○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TongZhi]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ZhuXi]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通过周以粟同志[TongZhi]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LingDao]同志[TongZhi]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WoMen]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ZhuXi]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WoMen]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一九三一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ZhuXi]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ZhongYang]派项英等同志[TongZhi]来到苏区，组成中央[ZhongYang]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TongZhi]，当了中央[ZhongYang]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ZhuXi]，撤销了以毛主席[ZhuXi]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TongZhi]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ZhuXi]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TongZhi]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ZhuXi]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他的《渔家傲》词里面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TongZhi]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ZhuXi]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TongZhi]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ZhuXi]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斥了毛主席[ZhuXi]的领导[LingDao]，革命[GeMing]就要受到重大损失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ZhongYang]的多数同志[TongZhi]从上海到了中央[ZhongYang]苏区，组成了中央[ZhongYang]局，领导[LingDao]整个中央[ZhongYang]苏区的斗争。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ZhuXi]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许多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绝大部分拔掉了，中央[ZhongYang]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他自己内部的各派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可惜当时我们[WoMen]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毛主席[ZhuXi]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但是上海临时中央[ZhongYang]和中央[ZhongYang]局的同志[TongZhi]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正确意见。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ZhongYang]占统治地位，毛主席[ZhuXi]又被排挤。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已有深刻影响。在周恩来同志[TongZhi]、朱德同志[TongZhi]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一九三三年，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ZhongYang]也来到中央[ZhongYang]苏区。此后，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到中央[ZhongYang]苏区指挥军队。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他们改变了毛主席[ZhuXi]的正确领导[LingDao]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结果是把整个中央[ZhongYang]苏区都丢掉了。中央[ZhongYang]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留在中央[ZhongYang]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TongZhi]带的很少一些人。同志[TongZhi]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ZhuXi]的领导[LingDao]下，我们[WoMen]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他一离开领导[LingDao]，革命[GeMing]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ZhuXi]在一九三二年受排挤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ZhuXi]。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就是这时候写的。

毛主席[ZhuXi]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GeMing]，领导[LingDao]中国革命[GeMing]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作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会议前后，毛主席[ZhuXi]开始向中央[ZhongYang]一些同志[TongZhi]提出要考虑我们[WoMen]党的领导[LingDao]和军事方针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ZhuXi]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ZhongYang]领导[LingDao]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ZhuXi]在中央[ZhongYang]的领导[LingDao]地位，但是担任中央[ZhongYang]总负责人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TongZhi]；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那时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当时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TongZhi]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只是解除了博古的中央[ZhongYang]负责人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其他同志[TongZhi]仍保留在领导[LingDao]岗位上，博古同志[TongZhi]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做斗争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ZhuXi]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领导[LingDao]同志[TongZhi]就多了，会对革命[GeMing]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GeMing]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ZhuXi]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GeMing]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汇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ZhongYang]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ZhuXi]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TongZhi]。如果不是毛主席[ZhuXi]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到四万。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TongZhi]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TongZhi]的共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他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多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陕北。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成功地实现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主席[ZhuXi]为首的党中央[ZhongYang]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WoMen]党中央[ZhongYang]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WoMen]“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ZhuXi]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WoMen]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ZhuXi]的正确路线领导[LingDao]下，我们[WoMen]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TongZhi]不执行毛主席[ZhuXi]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一九四一年，在中央[ZhongYang]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ZhongYang]规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相反，陈毅同志[TongZhi]执行了毛主席[ZhuXi]的指示，于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就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江南敌后，随后又渡江北上，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WoMen]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ZhuXi]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毛主席[ZhuXi]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GeMing]和建设等等，毛主席[ZhuXi]领导[LingDao]我们[WoMen]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TongZhi]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ZhuXi]对中国革命[GeMing]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比较具体地说明：小平同志[TongZhi]讲的“没有毛主席[ZhuXi]，至少我们[WoMen]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ZhuXi]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GeMing]者的功劳。毛主席[ZhuXi]作为我们[WoMen]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GeMing]，这是我们[WoMen]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ZhuXi]

毛主席[ZhuXi]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WoMen]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WoMen]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WoMen]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记得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党中央[ZhongYang]。在中央[ZhongYang]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主席[ZhuXi]给我们[WoMen]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1〕[见杜甫诗《戏为六绝句》。]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像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WoMen]借鉴，使我们[WoMen]注意不要以8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ZhuXi]。

我个人认为，毛主席[ZhuXi]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GeMing]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并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十年浩劫。这些后果是尽人皆知的，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

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WoMen]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ZhuXi]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TongZhi]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WoMen]这些老同志[TongZhi]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TongZhi]问我：“不让毛主席[ZhuXi]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GeMing]’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ZhongYang]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ZhuXi]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ZhuXi]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TongZhi]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ZhongYang]来说，只要是开中央[ZhongYang]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ZhongYang]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ZhuXi]作为中央[ZhongYang]主席[ZhuXi]要负领导[LingDao]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WoMen]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WoMen]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WoMen]大家来分担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毛主席[ZhuXi]去世了，革命[GeMing]事业还要我们[WoMen]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WoMen]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WoMen]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ZhuXi]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在我们[WoMen]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有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WoMen]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WoMen]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ZhuXi]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WoMen]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ZhuXi]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我们[WoMen]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还有一点同志[TongZhi]们要知道，毛主席[ZhuXi]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GeMing]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一九五八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毛主席[ZhuXi]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WoMen]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GeMing]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毛主席[ZhuXi]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GeMing]家的错误。因此，我们[WoMen]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重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志[TongZhi]对毛主席[ZhuXi]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WoMen]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TongZhi]，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TongZhi]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ZhuXi]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WoMen]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WoMen]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GeMing]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ZhuXi]是我们[WoMen]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GeMing]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ZhuXi]，只能丑化、歪曲我们[WoMen]的党，丑化、歪曲我们[WoMen]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WoMen]彻底否定毛主席[ZhuXi]，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WoMen]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毛主席[ZhuXi]逝世了，给我们[WoMen]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WoMen]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WoMen]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长期指导我们[WoMen]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毛主席[ZhuXi]的正确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我认为这样做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比方说，现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ZhuXi]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与我们[WoMen]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呢？文艺不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么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文艺界这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对革命[GeMing]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确有少数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ZhuXi]提出的文艺方针。这些人不愿为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服务，不愿为广大的工人服务，也不为勤勉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服务，不为四化服务，而对香港、日本、美国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级的货色倾心向往。我国正处于艰难地开创新路、建设四化的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向人民介绍外国，学人家的长处，应多介绍这些国家创业时期人民艰苦斗争的情况，多介绍世界上科学家献身事业、造福人类的事迹和精神。要注意现在有些青年人有一种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甚至迷恋一些连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也认为腐朽无聊的东西的倾向。文艺创作和外国文艺作品的介绍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中国人民？拿什么来培养我们[WoMen]的青年和少年？这是我们[WoMen]必须认真考虑的。

我们[WoMen]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几亿人民在几十年革命[GeMing]斗争中的产物。在我们[WoMen]中国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我国民主革命[GeMing]后六十多年时间，现在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种思想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GeMing]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GeMing]起过积极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青年时代都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我们[WoMen]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毛主席[ZhuXi]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领导[LingDao]并总结了中国革命[GeMing]的实践，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在中国革命[GeMing]的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WoMen]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WoMen]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GeMing]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WoMen]都感到她对于我们[WoMen]更亲切，更行之有效。我们[WoMen]这样大的一个党，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总要有个思想武器作指导。有些人要丢掉我们[WoMen]自己的宝贵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请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时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请孔夫子，又不请三民主义，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我看是绝对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我们[WoMen]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等等。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WoMen]就绝不能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WoMen]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现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资本主义那一套。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是比我们[WoMen]高，但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WoMen]才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WoMen]少犯些错误，情况还会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讲得那么漂亮，那里黑暗的东西多得很！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黑手党的“生产”，一九七九年收入为一千五百亿美元，纯利润就有五百亿，仅次于石油企业的产值。那是些什么玩艺呢？就是搞各种毒品，搞赌博、卖淫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WoMen]的国家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呢？难道这就叫文明，就叫幸福？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WoMen]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

有的同志[TongZhi]说，只提马列主义就行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TongZhi]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GeMing]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GeMing]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内容。我们[WoMen]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WoMen]党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WoMen]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ZhuXi]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不能因为我们[WoMen]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个宝贵的传统，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看一些乌七八糟的电影。这不是生活小事。这样的歪风邪气不制止，我们[WoMen]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WoMen]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WoMen]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ZhongYang]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低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WoMen]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低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ZhuXi]形象的现象做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着“信仰危机”，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思想没有出路，没有精神依托。我们[WoMen]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WoMen]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ZhuXi]的每一句话都正确，他的某些话是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WoMen]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GeMing]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WoMen]不断将革命[GeMing]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WoMen]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WoMen]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

*这是黄克诚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ZhongYang]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都予刊登或转载。“文化大革命[GeMing]”结束后，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问题上，多数人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有些人坚持“两个凡是”，不能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些人则贬低甚至低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他的伟大贡献，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黄克诚这篇讲话，全面地、如实地分析了毛泽东的功过，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出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有的态度。特别是黄克诚在政治生涯中挨过多次整，受过多次冤，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更增加了他讲话的说服力、感染力，在全党全军引起强烈反响。这篇讲话，对于深入理解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黄克诚军事文选》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