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uanYu]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是刘少奇[LiuShaoQi]的一篇著作，它的原稿是一份无标题、无写作时间、没有交代写作目的的手稿（以下简称“刘少奇[LiuShaoQi]手稿”）。在编入《刘少奇[LiuShaoQi]选集》时，编者拟写了现标题，并将写作时间判断为“一九四九年六月”、将写作目的判断为“党内的报告提纲”。

　　据笔者所知，上述判断主要是根据文中以下几个内容作出的：

　　第一，“战争快完结，……今后的中心问题[WenTi]，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

　　第二，“根据上述分析，我们[WoMen]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如下：……”；

　　第三，“苏联[SuLian]及东欧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上述任务的实现，是带有决定意义的。这种援助我想有以下几方面……”；

　　第四，“以上是否正确？请求指示！”。①

　　由于当时刘少奇[LiuShaoQi]秘密访苏的事情没有解密，编者虽然认定它是给斯大林的报告提纲，但是为了保密起见，没有作明确表述，并且删去了“以上是否正确”等请示用语，只说它是“党内的报告提纲”。

　　《刘少奇[LiuShaoQi]年谱》沿用了《刘少奇[LiuShaoQi]选集》确定的写作时间和写作目的，并且将写作目的明确表述为：是刘少奇[LiuShaoQi]“为准备访问苏联[SuLian]，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WenTi]撰写报告提纲。”②

　　最近，笔者对这个问题[WenTi]又进行研究，产生两点想法：第一，这篇文章的成文时间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是肯定的，但是否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不能肯定；第二，这篇文章是为与苏联[SuLian]商谈新中国建设问题[WenTi]而作也是对的，但是否为“访问苏联[SuLian]而作”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说它的成文时间在1948年9月会议以后，文中的以下内容可以印证：第一，关于[GuanYu]新中国经济成分的论述：“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以后的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地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这里关于[GuanYu]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成分构成的提法，是毛泽东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肯定下来的。）第二，关于[GuanYu]新中国基本矛盾的论述：“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的内部，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第三，关于[GuanYu]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构想的展开叙述，即对上述五种经济成分发展前途及其政策的阐释。③上述三个方面内容，可以说明该文是以1948年9月和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为基本写作背景的。

　　说它不像是为访问苏联[SuLian]而作，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它与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LiuShaoQi]与斯大林会谈的有关文献内容不衔接：

　　首先，前者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共关于[GuanYu]建设新中国的宏观构想、请苏联[SuLian]给予总体的指导、求得苏联[SuLian]提供援助的承诺，侧重点在通报情况，以取得苏联[SuLian]的理解和帮助。没有涉及请苏联[SuLian]援助的具体项目。后者除了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外交政策、召开政协会议建立新政权以及中苏关系的处理原则外，还有请苏联[SuLian]援助具体项目方面的内容，如关于[GuanYu]请苏联[SuLian]提供贷款问题[WenTi]、请苏联[SuLian]帮助建立空海军、解放新疆问题[WenTi]等等，侧重点在于将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米高扬说到的，原定他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若干问题[WenTi]具体化。毛泽东在西柏坡告诉米高扬他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问题[WenTi]要点是：“1．关于[GuanYu]同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关于[GuanYu]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WenTi]；2．关于[GuanYu]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关于[GuanYu]东方（和其他）各共产党间的关系问题[WenTi]；3．关于[GuanYu]反对美国和反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4．关于[GuanYu]恢复和建立中共工业，包括（特别是）军事、采矿、交通（公路和铁路）运输问题[WenTi]。向莫斯科说明我们[WoMen]（中国共产党）的需要；5．关于[GuanYu]价值30，000， 000美元的白银贷款的问题[WenTi]；6．关于[GuanYu]同英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路线）”等。④

　　其次，前者提出“在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及封建势力以后，新中国内部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⑤、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后者改变了前者的提法，提出“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WoMen]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⑥

　　第二，前者通篇没有涉及米高扬来华问题[WenTi]；后者多处谈到中共对米高扬转达的苏共有关意见的态度。这种历史痕迹上的差别，为我们[WoMen]考察两个文献的形成时间提供了思考的余地，即前者可能形成于米高扬来华之前，后者形成于米高扬来华之后（当然，后者是无须考察的）。

　　第三，如果认定前者是刘少奇[LiuShaoQi]在出访前为与斯大林会谈准备的报告或报告提纲，那么，刘少奇[LiuShaoQi]在到达莫斯科以后，在王稼祥的提议下，于7月4日又向斯大林提交一份关于[GuanYu]中国问题[WenTi]的书面报告，则无法解释。据当时担任中共代表团翻译的师哲回忆：7月4日的书面报告是在6月28日刘少奇[LiuShaoQi]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认为有必要写个书面报告，以便“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WenTi]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WenTi]时还可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WenTi]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WenTi]有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7月2日刘少奇[LiuShaoQi]就起草这个报告问题[WenTi]请示毛泽东：“可否以书面报告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 7月3日毛泽东回电“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WenTi]和征询意见。”⑦在毛刘的往来电报和师哲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被我们[WoMen]后来认定为“为访问苏联[SuLian]而准备”的那个“报告”或“报告提纲”。这也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WenTi]。

　　第四，前者明显是以1948年9月和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为背景；后者则明显以1949年6月19日闭幕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确定的大政方针为背景，如，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全面介绍了这次会议关于[GuanYu]新中国如何开国的构想。如果前者是为访苏而作，且写于1949年6月，不涉及刚刚闭幕的如此重要会议上决定的如此重要的问题[WenTi]，是不可思议的。

　　上述四点，只是笔者的一些思考，问题[WenTi]的解答还需要有新的材料。

　　1995年中国学者翻译的俄国学者安·列多夫斯基根据近年解密的《俄罗斯总统档案》（特藏卷）撰写的《米高扬秘密使华（1949年1―2月）》一文（中文标题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引用了大量的米高扬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期间，关于[GuanYu]与中共主要领导人会谈情况向斯大林汇报的电报，电报中反映的2月3日刘少奇[LiuShaoQi]与米高扬谈到的几个问题[WenTi]，或许能为进一步回答上述问题[WenTi]提供线索。这几个问题[WenTi]是：

　　第一，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LiuShaoQi]还讲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WoMen]政策的基本问题[WenTi]。对中国来说，最复杂的课题是小商品生产者的问题[WenTi]――他们是要走合作化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WoMen]牢记列宁的教导：即小资产阶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源泉……我们[WoMen]的目标是：通过加强计划经济的原则，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具有时间的长期性和斗争的艰巨性这两个特点。我们[WoMen]目前也面临着列宁曾经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WenTi]。’”⑧

　　刘少奇[LiuShaoQi]手稿说：“大量的独立的小生产者则一方面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又是‘每日每时大量地、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我们[WoMen]企图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增加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我们[WoMen]认为这种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这就是列宁在苏联[SuLian]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WenTi]”。⑨

　　第二，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刘少奇[LiuShaoQi]在谈话中还涉及到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WenTi]说：“如果没有苏联[SuLian]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WoMen]起决定作用，我们[WoMen]建议，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1)传授你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经验。（2）向我们[WoMen]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向我们[WoMen]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3）给我们[WoMen]提供资金。我们[WoMen]清楚，如果没有苏联[SuLian]的帮助，我们[WoMen]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WoMen]想早一点知道，苏联[SuLian]究竟能给予我们[WoMen]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WoMen]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⑩

　　刘少奇[LiuShaoQi]手稿说：“苏联[SuLian]及东欧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援助，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上述任务的实现，是带有决定意义的。这种援助我想有以下几方面：（1）经验上的援助；（2）技术上的援助；（3）资本上的援助。很明显，如果没有有经验的工程师及机械的帮助，如鞍山这类工厂就无法恢复。许多必需的工业就很难建立。我们[WoMen]很想知道若干，在可能范围内的这种援助和互助，将会是怎样的并能达到何种程度。因为这与我们[WoMen]第一步的经济计划就有直接关系的。”⑾

　　第三，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刘少奇[LiuShaoQi]在谈到党内对中共政策总前途问题[WenTi]存在着不同看法时说：“第一，党内有些人认为，应该尽力发展并依靠资本主义。实质上，这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是向资本主义投降。这些人想把中国建成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恢复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制度。第二，党内还有些人，“左”倾、盲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倾向的表现是，有人不顾我们[WoMen]的潜能，制定了毫无根据的计划，结果损害了工农联盟。我们[WoMen]应该坚决地同这些倾向做斗争，同时请苏联[SuLian]在这方面给我们[WoMen]出些主意。”⑿

　　刘少奇[LiuShaoQi]手稿说：“我们[WoMen]认为在今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上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资本主义的倾向。他们把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针，看作是发展普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而这就必然会导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WoMen]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以上是否正确？请求指示！”⒀

　　上述三组引文由于记录或翻译的原因虽然在文字上有些差别，但是每一组的两者间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

　　纵观本文涉及到的几个材料，即（1）《关于[GuanYu]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2）刘少奇[LiuShaoQi]与米高扬1949年在西柏坡的谈话；（3）毛泽东准备到莫斯科讨论的问题[WenTi]要点；（4）1949年7月4日刘少奇[LiuShaoQi]提交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似乎可以这样认识他们之间的关系：即“1”为“2”所作、“4”是“2”和“3”的具体化，因此，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关于[GuanYu]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确切地说，是这篇文章的手稿的写作目的，不是为刘少奇[LiuShaoQi]秘密访问苏联[SuLian]而作，而是刘少奇[LiuShaoQi]为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所用。

　　第二，它的写作时间不是在1949年6月，而是在1949年1月底米高扬来西柏坡之前。但是精确的写作时间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注释：

　　①③⑤⑨⑾⒀刘少奇[LiuShaoQi]手稿，参见《刘少奇[LiuShaoQi]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26―430、 426―428、427、428、430、430―431页。

　　②⑦《刘少奇[LiuShaoQi]年谱》下卷，第215、 217页。

　　④⑧⑩⑿《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3页；1996年第3期，第82、80、82页。

　　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2页。

　　《历史伟人刘少奇[LiuShao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