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YunDong]第二阶段：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YunDong]

　　四清运动[YunDong]的铺开和深入阶段，刘少奇[LiuShaoQi]指导运动[YunDong]的思想和实践，集中体现在四件事情方面。

　　第一，起草和批发了一系列关于四清运动[YunDong]的文件。四清运动[YunDong]的铺开和深入阶段，毛泽东、刘少奇[LiuShaoQi]等中央领导人在总结运动[YunDong]上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对四清运动[YunDong]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了研究及调整。1964年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五反”“四清”运动[YunDong]指挥部。8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由刘少奇[LiuShaoQi]挂帅“五反”“四清”运动[YunDong]指挥部。位居四清运动[YunDong]领导工作第一位的刘少奇[LiuShaoQi]，主持了对《后十条》的全面修改，为中央起草和批转了一系列关于四清运动[YunDong]的文件，如：桃园经验、小站地区夺权的报告、白银厂夺权报告、北大社教试点经验、《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YunDong]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等，使四清运动[YunDong]由“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演变为“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四清运动[YunDong]各重点县区集中上万人的工作团，撇开当地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搞“大兵团作战”，在众多地区开展夺权斗争，不断扩大打击面，致使基层干部人人自危，受到过火的斗争，使“夺权”成为这一阶段运动[YunDong]的突出特征[4]。

　　第二，认定四清运动[YunDong]中很多干部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YunDong]领导不力，必须开展反右倾思想的斗争。1964年6月开始，刘少奇[LiuShaoQi]到全国许多地区视察四清运动[YunDong]开展情况，除了在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外，还针对四清运动[YunDong]开展情况作了多次讲话。他认定，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比预想的更为严重，强调说：四清运动[YunDong]中，许多领导干部右倾，要反右倾。6月21日，刘亚楼、吴法宪致信王光美，反映抚宁县公安局的问题，刘少奇[LiuShaoQi]看信后于7月3日批示：抚宁县委和县公安局的错误，实质上是严重的右倾思想的表现。7月24日，他在河南省委、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YunDong]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YunDong]，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领导干部不亲自去蹲点，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下去蹲点，就是右倾思想表现[5]。7月3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LiuShaoQi]说：我这次在各地的讲话，实际上是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没有戴帽子[6]。8月11日，他在广东听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四清运动[YunDong]情况时，又指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思想相当普遍[7]。10月12日，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意，刘少奇[LiuShaoQi]批发《李雪峰致刘少奇[LiuShaoQi]的信》，再次强调：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8]。10月18日，刘少奇[LiuShaoQi]复信李富春还指出：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方面[9]。此前，9月30日，刘少奇[LiuShaoQi]答江渭清的信，就严厉批评过江渭清等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YunDong]中的右倾思想，指出要反右倾。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刘少奇[LiuShaoQi]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出四清运动[YunDong]中要反右倾[10]。从以上引证可知，刘少奇[LiuShaoQi]视察四清运动[YunDong]开展情况后，认为四清运动[YunDong]过程中领导干部存在严重右倾思想，应该开展反右倾。这是刘少奇[LiuShaoQi]指导四清运动[YunDong]的一个基本思想，四清运动[YunDong]向更“左”的方向发展，反右倾斗争是一个根本原因。

　　第三，刘少奇[LiuShaoQi]领导四清运动[YunDong]，以反运动[YunDong]中的右倾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挖根子”主张。前已论及，刘少奇[LiuShaoQi]认为，四清运动[YunDong]“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YunDong]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YunDong]”，“当前的农村革命斗争，是一场新的革命，一场内容十分丰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革命。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我们搞四清运动[YunDong]，就是要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挖修正主义根子[11]，要在运动[YunDong]中摧垮“反革命两面政权”[12]。他强调说：苏联搞了40年，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也要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凡是不注意的一定会搞。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13]。刘少奇[LiuShaoQi]多次指出：在农村里，干部出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犯一般的“四不清”，一种是犯严重的“四不清”[14]。敢犯严重的“四不清”，有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LiuShaoQi]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提出：敢犯严重的“四不清”，根子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边的根子。犯严重“四不清”，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四不清”，不敢犯大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处长不拉部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就不敢胡搞。因此，可以挖严重“四不清”在上面的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