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经济[JingJi]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刘少奇[LiuShaoQi]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克服困难，纠正错误[CuoWu]，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总结经验，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并参与制定调整措施，为调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JingJi]，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

　　“大跃进”是从1958年开始的。这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ZhiBiao]。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万―3000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于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ZhiBiao]，完全忽视了我国的国情，离开了我国经济[JingJi]发展的可能条件，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JingJi]发展规律。特别是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这两个运动完全打乱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秩序和农村社会制度，把党的“左”倾错误[CuoWu]推向了高潮。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WenTi]的决议》所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JingJi]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JingJi]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使得以高指标[ZhiBiao]、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CuoWu]严重地泛滥开来。”经过3年“大跃进”，到了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JingJi]已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

　　面对这样的困境，怎样认识并下决心纠正这些错误[CuoWu]，成为摆在我党特别是我党高级领导人面前的严峻问题[WenTi]。

　　刘少奇[LiuShaoQi]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积极地宣传这一“新生事物”。他真诚地希望通过这些群众[QunZhong]运动，使我国经济[JingJi]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可是，与他的愿望相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经济[JingJi]建设带来的危害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LiuShaoQi]也开始觉察到问题[WenTi]的严重性，他感到必须重新审视制定的政策，冷静思考面临的问题[WenTi]，以及应采取的补救措施。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着手纠正经济[JingJi]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问题[WenTi]。刘少奇[LiuShaoQi]在参与领导纠正错误[CuoWu]工作的同时，对造成这些问题[WenTi]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答案。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刘少奇[LiuShaoQi]在一次小组会上向会议提出了三个引入深思的问题[WenTi]：（1）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看，“左”，和右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是主要倾向？（2） 1958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里，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CuoWu]？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3）当时把钢产量落实到1300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希望大家展开讨论。刘少奇[LiuShaoQi]提出的这三个十分尖锐的问题[WenTi]，实际上已触到了党内在思想认识上的敏感点。因为会议没有按照预定的方针进行下去，这一纠正错误[CuoWu]的积极尝试也被迫中断。对此，刘少奇[LiuShaoQi]深感痛惜，后来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到此事。

　　1958年以来我们党的“左”倾错误[CuoWu]，对农业的损害最为严重。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带来的“一平二调”，高征购的做法，打乱了农业生产内部的正常秩序，挫伤了群众[QunZhong]的积极性。刘少奇[LiuShaoQi]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工农业生产指标[ZhiBiao]等问题[WenTi]进行了深层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在人民公社问题[WenTi]上――明确提出不办食堂[ShiTang]，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观点

　　为了认真摸清农业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总结“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CuoWu]的原因，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LiuShaoQi]、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先后带头下乡蹲点搞调查。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LiuShaoQi]率领中央调查组在湖南省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视察工作和蹲点调查，历时44天。在这期间，他在农村住了三十几天，发现农村中存在大量问题[WenTi]，并就公共食堂[ShiTang]、供给制、粮食、房屋、山林、社员家庭副业、农村商业、集市贸易等问题[WenTi]，同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QunZhong]座谈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了解情况，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为制定正确的调整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转变经济[JingJi]形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1年4月13日，刘少奇[LiuShaoQi]在湖南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议上指出，不要怕不办食堂[ShiTang]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QunZhong]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要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都有利，只一利不行，大家有利才好。刘少奇[LiuShaoQi]进一步指出，在办食堂[ShiTang]问题[WenTi]上，过去宣传上也有一些毛病，对办食堂[ShiTang]强调得有一点过分了、厉害了，好像不办食堂[ShiTang]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就不是人民公社了，就是资本主义了。其实不是那样，对大家都有利、对生产发展有利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而这几种都是社会主义，并不妨碍社会主义。

　　在办与不办食堂[ShiTang]问题[WenTi]上，刘少奇[LiuShaoQi]认为一定要自愿，自愿就办，不自愿就不办，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他还指出，不加入食堂[ShiTang]的，也不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公社，也不是不光荣，不要对他们歧视，生活单干还是社会主义。

　　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刘少奇[LiuShaoQi]对农村办食堂[ShiTang]有了新的认识。4月17日他在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上指出，公社办食堂[ShiTang]以来，把困难户的问题[WenTi]解决了，可是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户不积极，这不利。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ShiTang]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CuoWu]，应该吸取教训。他还说：“食堂[ShiTang]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ShiTang]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了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①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不能混淆

　　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WenTi]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强调在并社过程中，要以“共产主义精神”去对待各个小社的公共财产和债务方面的差别，不要算细账和找平补齐。对社员自留地一般应归集体经营。提出目前一乡一社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再经过三四年到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变为全民所有制。从这次会议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

　　所有制变动过多，过急地取消个体所有制，将集体所有制任意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刮的“共产风”的主要根源。针对这些情况，刘少奇[LiuShaoQi]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央对这一问题[WenTi]正式作了总结：“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CuoWu]。”②因为所有制的过多过急的变动，直接影响到农民生活的安定和生产积极性的发挥。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在公社化运动过程中，“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不仅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共”各种“产”，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而且还实行平均分配，搞各种形式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当时，公社积累过多，义务劳动也过多，在“一大二公”的名目下，严重侵犯了群众[QunZhong]的利益，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1958年，农业生产虽然是个好年景，但是生产队的农产品并没有完全收获入仓，而且很快就被供给制和放开肚皮吃饭耗费空了。

　　1961年4月，刘少奇[LiuShaoQi]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指出，现在供给制部分太多了，70％的供给制，就是70％的平均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刘少奇[LiuShaoQi]反复强调，如果不按劳取酬，分配不公平合理，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分配原则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公平合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在农村要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即除了定额记工、定额管理外，还可以把一部分田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给社员适当的自留地，发展副业生产。

　　（二）在工农业生产高指标[ZhiBiao]方面――明确提出制订经济[JingJi]计划要留有余地

　　1958年2月，《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JingJi]“全面大跃进”的口号。3月，成都会议同意了所谓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国民经济[JingJi]计划的第二本账。第二本账同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本账相比，其主要计划指标[ZhiBiao]都大幅度提高了。例如，农业产值的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这样，就标志着经济[JingJi]工作中高指标[ZhiBiao]的“左”倾错误[CuoWu]开始发展起来。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估计并正式宣布：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到90％，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将达到1000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从此，在工农业生产方面以高指标[ZhiBiao]为特征的“左”的错误[CuoWu]，就被推向了一个高峰。

　　对于“大跃进”中形成的浮夸风、高指标[ZhiBiao]，刘少奇[LiuShaoQi]是有看法的，但被高涨的“大跃进”运动所感染，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正如他自己在1959年底写的《经济[JingJi]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里指出：“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于六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还没有摸到底，在北戴河会议时，在人民群众[QunZhong]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对于1959年生产3000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这就埋伏了被动。”③经过深入调查，刘少奇[LiuShaoQi]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指出，“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ZhiBiao]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QunZhong]的干劲，指标[ZhiBiao]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ZhiBiao]越高，人民群众[QunZhong]的干劲就越大，指标[ZhiBiao]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刘少奇[LiuShaoQi]认为，指标[ZhiBiao]和干劲有一定关系，但不是正比例关系。“指标[ZhiBiao]对于人民群众[QunZhong]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因为，“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ZhiBiao]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ZhiBiao]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ZhiBiao]。所以指标[ZhiBiao]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ZhiBiao]，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QunZhong]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④他还说：“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⑤刘少奇[LiuShaoQi]透彻地分析了指标[ZhiBiao]与人民群众[QunZhong]干劲的关系，并说明指标[ZhiBiao]调低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能够完成任务，鼓舞人民群众[QunZhong]的干劲。只有计划留有余地，工作才能争取主动。

　　在以后的调整进程中，他针对不时冒头的投资过大，指标[ZhiBiao]过高的错误[CuoWu]倾向，又多次告诫全党，要牢牢记取1958年的惨痛教训，在经济[JingJi]建设上要“实事求是”，“不要同过去一样在生产数字和计划指标[ZhiBiao]上去反对右倾”。

　　刘少奇[LiuShaoQi]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经济[JingJi]工作中“左”倾错误[CuoWu]的思考过程中，以及对国民经济[JingJi]的整个调整过程中，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随着调整的逐步深入，在不断分析形势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他的这些观点，对当时统一党内的认识，从思想上指导调整工作的健康进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对经济[JingJi]形势的估计，应该采取务实态度

　　在60年代初的经济[JingJi]调整中，由于“大跃进”以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同志不能正确看待形势，对现实中存在的严重困难视而不见，甚至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他们一提到形势，总是讲大好，一说起缺点，又总是用“一个指头、九个指头”的公式去套。其结果，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无论什么文件、报告、文章，总要先讲一通大好形势，而对存在问题[WenTi]要么回避，要么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害怕被说成思想右倾。刘少奇[LiuShaoQi]看到了这种思潮对经济[JingJi]调整的危害性，因此，他在许多场合反复阐述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他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肃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WenTi]，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⑥他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说：“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刘少奇[LiuShaoQi]分析道：“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刘少奇[LiuShaoQi]认为，对困难估计多一点危险性不大，如果后来发现困难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多，这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就有危险性，我们多少年来都因为对困难估计不足而陷于被动”。⑦

　　（二）对困难的分析，不要强调客观

　　对于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从领导工作中找原因。刘少奇[LiuShaoQi]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确的，如果把困难的原因推给客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纠正错误[CuoWu]和克服困难。1961年5月，刘少奇[LiuShaoQi]通过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所谓“人祸”，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WenTi]，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CuoWu]呢？”刘少奇[LiuShaoQi]认为，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CuoWu]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缺点错误[CuoWu]呢？刘少奇[LiuShaoQi]分析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QunZhong]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QunZhong]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⑧

　　对于成绩和错误[CuoWu]的评价，刘少奇[LiuShaoQi]果敢地推倒了过去“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公式，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CuoWu]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CuoWu]，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CuoWu]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CuoWu]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CuoWu]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⑨

　　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在多数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严重失误还没有根本认识的情况下，刘少奇[LiuShaoQi]敢于根据群众[QunZhong]和一些省、市负责干部的反映，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估计，指出在分析错误[CuoWu]和成绩时，不能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硬套，是难能可贵的。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是不可能提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见来。

　　（三）一切关系广大群众[QunZhong]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QunZhong]的自觉和自愿

　　群众[QunZhong]路线，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QunZhong]路线分不开的。”究竟什么是群众[QunZhong]路线？刘少奇[LiuShaoQi]作过精辟的论述：“概括地说，群众[QunZhong]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QunZhong]，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QunZhong]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QunZhong]中来，到群众[QunZhong]中去’。”⑩然而，这一优良传统，在50年代后期被束之高阁。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慢慢脱离群众[QunZhong]，急于求成，不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导致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ZhiBiao]和瞎指挥盛行。

　　面对这种不良风气，1961年刘少奇[LiuShaoQi]亲自到湖南农村蹲点调查，他随身带着在广州会议上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他说，要用群众[QunZhong]的实践检验《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可行性，从群众[QunZhong]中寻求解决问题[WenTi]的办法。他与农民群众[QunZhong]促膝谈心，了解群众[QunZhong]的疾苦。他发现，所谓公共食堂[ShiTang]节约劳力，解放了妇女等优越性，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大部分群众[QunZhong]对办公共食堂[ShiTang]意见很大，天华大队就有90％的人要求退出食堂[ShiTang]。刘少奇[LiuShaoQi]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QunZhong]的意见，果断地解散了天华、花明楼两地的公共食堂[ShiTang]。他针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给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的恶劣影响，明确提出要取消供给制。刘少奇[LiuShaoQi]把《农业六十条》草案交给农民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弄清了办公共食堂[ShiTang]的利弊和群众[QunZhong]的意愿，为制定正确的农村人民公社政策打下了基础。以后，根据广大农民群众[QunZhong]的意见，中央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修改的主要部分是供给制和食堂[ShiTang]问题[WenTi]。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食堂[ShiTang]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不参加食堂[ShiTang]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修正草案取消了分配中的供给制，规定“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刘少奇[LiuShaoQi]认为：“一切关系广大群众[QunZhong]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QunZhong]的自觉和自愿”。(11)只有尊重群众[QunZhong]的选择，听取群众[QunZhong]的意见，才能提高群众[QunZhong]的积极性，提高党的威信。

　　（四）要按客观经济[JingJi]规律办事，用经济[JingJi]办法管理经济[JingJi]

　　很长一个时期，不少同志在经济[JingJi]工作中很容易犯急于求成的毛病，总是想很快把经济[JingJi]搞上去，因而忽视经济[JingJi]规律。由于1956年和1957年农业丰收，经济[JingJi]形势比较好，就头脑发热，大批“反冒进”，逐步导致了1958年以来“大跃进”。当时有许多同志觉得粮食多得吃不了了，在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同时，又大上各项基本建设。钢产量从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从1957年的138亿元增加到267亿元，使积累率从24．9％猛增到33．9％ ，国家职工从2451万人增加到4532万人。这样大的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农业可能负担的水平。从1959年农业产量开始大幅度下降之后，工业和基本建设就更无法维持了，造成国民经济[JingJi]严重的比例失调。针对这种因忽视经济[JingJi]规律而引起的恶果，刘少奇[LiuShaoQi]指出，必须根据农民自身消费以后能剩下多少粮食即能提供商品粮的多少，来决定相应地办多少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等事业。他说：“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12)也就是说要看农民生产的东西，在他们自己吃用以后，还能够提供多少粮食、肉类以及其他的工业原料，才能决定这个社会可以拿出多少人去从事其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就是客观经济[JingJi]规律，我们只有遵循“以农业为基础”这一基本规律，并使之成为发展国民经济[JingJi]的指导思想，才能在经济[JingJi]工作中避免失误。

　　在调整国民经济[JingJi]、理顺各方面关系的过程中，刘少奇[LiuShaoQi]特别强调要按经济[JingJi]规律办事，要用经济[JingJi]办法管理经济[JingJi]，解决经济[JingJi]工作中的问题[WenTi]。他在湖南调查期间，还提出了许多要按经济[JingJi]规律办事的重要意见。如强调要利用价值规律指导生产。他针对当时许多不合理的价格造成的生产不合理情况，指出：“有些东西多了，有些东西少了，你用价值法则指导生产嘛！又说：价格定得不合理，不仅是妨碍生产的问题[WenTi]，而且破坏生产，破坏生产力。强调按合理的经济[JingJi]联系组织商品流通，反对画地为牢，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大跃进”中把许多历史上形成的合理的商品流通渠道打乱了，不按经济[JingJi]区域组织商品流通，而是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调拨物资。这既不利于生产发展，也给群众[QunZhong]购买商品增加了极大的不便。对此，刘少奇[LiuShaoQi]指出：要恢复长期形成的合理的传统经济[JingJi]关系。要允许销售自由。商业不能层层封锁，画地为牢。现在这样的关卡，这不是经济[JingJi]的客观规律，而是人为地建立起来的障碍、壁垒。刘少奇[LiuShaoQi]还强调收购农副产品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提高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待遇等等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后来都被中央采纳了，制定出符合客观经济[JingJi]规律的政策来。

　　综上所述，在如何确认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JingJi]建设上的失误，如何判断国内经济[JingJi]形势这一问题[WenTi]上，刘少奇[LiuShaoQi]走在全党认识的前列。尽管他的认识还带有某种历史的局限性，尽管他对党的失误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他在失误面前也经历了逐步清醒、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但当他一旦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了问题[WenTi]的症结所在时，便立即以唯物主义者的坦荡胸襟和对民族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毫无保留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引导全党正视现实，承认错误[CuoWu]，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

　　“大跃进”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左”的指导思想也已经得到纠正，我国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刘少奇[LiuShaoQi]在60年代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正视问题[WenTi]，敢于承担责任并大胆调整的精神和态度，是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思想财富，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注释：

　　①②③《刘少奇[LiuShaoQi]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第520、546、475页。

　　④⑥⑨⑩(11)(12)《刘少奇[LiuShaoQi]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 版，第430、337―338、421、400―401、405、361页。

　　⑤⑦⑧《刘少奇[LiuShaoQi]论新中国经济[JingJi]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10月版，第503、504―505、461页。

　　《历史伟人刘少奇[LiuShao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