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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中国年鉴网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变我国为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抗日[KangRi]救国已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的要求。可是,卖国贼蒋介石[JiangJieShi]却悍然不顾民族存亡,继续驱使其军队进攻我红军根据地。1933年1月,我党发布了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3个条件下与一切军队合作抗日[KangRi]。这个宣言,受到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并且也影响了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被蒋介石[JiangJieShi]从上海抗日[KangRi]前线调来进攻红军的十九[ShiJiu]路军[LuJun],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对蒋介石[JiangJieShi]内战政策,响应我党抗日[KangRi]宣言的一支国民党军队。
1933年春,我们粉碎了蒋介石[JiangJieShi]对中央革命[GeMing]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以后,驻在福建的十九[ShiJiu]路军[LuJun]的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先派陈公培,后又派秘书长徐名鸿与陈公培和红军谈判。
这种错误[CuoWu]主张,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十九[ShiJiu]路军[LuJun]本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的,与帝国主义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JiangJieShi]当权派存在着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对日仇恨、对蒋不满的一面。现在日寇紧逼,而蒋介石[JiangJieShi]却把他们从抗日[KangRi]战线上调来打内战,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种种压迫,因而他们的反蒋情绪就必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被迫与我们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们联合十九[ShiJiu]路军[LuJun],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JiangJieShi]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左”倾错误[CuoWu]的领导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ShiJiu]路军[LuJun]进行谈判。
中央派我(军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来到河州。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订立抗日[KangRi]反蒋协定及划定边界问题。经过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线边界划定,作出了抗日[KangRi]反蒋的文字协定,并决定双方互派代表。
“左”倾路线领导在军事上同样采取了错误[CuoWu]的措施,我们谈判期间,东方军仍在北线与十九[ShiJiu]路军[LuJun]打了好几仗。我们虽然把谈判的结果通知了北线我军,告他们在前线与十九[ShiJiu]路军[LuJun]联系,可是却没有能改变“左”倾路线的这种错误[CuoWu]的行动。
这年9月,蒋介石[JiangJieShi]开始了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相隔不到两个月,十九[ShiJiu]路军[LuJun]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GeMing]政府”,正式举起了抗日[KangRi]反蒋的旗帜。这时,蒋介石[JiangJieShi]立即调“围剿”军一部向东去打十九[ShiJiu]路军[LuJun]。
一天,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诉我十九[ShiJiu]路军[LuJun]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为我是广东人,大革命[GeMing]时期和十九[ShiJiu]路军[LuJun]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GeMing]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KangRi],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对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始终不敢苟同,也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作为一个军事代表,就要决定问题,可是在这个错误[CuoWu]方针下,我又怎能决定问题呢?因此,我便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而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有什么问题,请示中央,这样可以取得转寰的余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议。
由于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很快就出发了。
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我。寒暄一番以后,他劈口就问我:“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我早就估计到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便答复道:“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那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飞旅被消灭了;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
听了他的话,我暗暗着急。看来:十九[ShiJiu]路军[LuJun]难于抗拒蒋介石[JiangJieShi]大军的压逼,福建政府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动摇。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军毅然出兵猛击蒋军侧背,这股反蒋势力,或许不致这样迅速地被扼杀。可是,党中央会不会改变既定的方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十九[ShiJiu]路军[LuJun]果然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已经消然去港,李济深的行期也只在这一两日了。
这些天,蒋介石[JiangJieShi]的飞机来福州轰炸扫射,街上人心惶惶。码头上更是混乱不堪,达官贵人,豪绅政客,纷纷登轮逃命,到处是一片败亡的景象。
第3天晚上,蔡廷错从前方回来了。由于战争失利,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锐气,成天忙干部署撤退。
我见他这样悲观,便鼓励他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根据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
可是,这时他意气已尽,无心再图进取,回来后第3天,便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撤退到莆田。接着又继续南撤,形势急转直下,十九[ShiJiu]路军[LuJun]的部队跑的跑,降的降,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政府就这样迅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
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ShiJiu]路军[LuJun]是革命[GeMing]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KangRi],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KangRi]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JiangJieShi]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GeMing]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KangRi]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CuoWu]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在蒋介石[JiangJieShi]猛烈进攻十九[ShiJiu]路军[LuJun],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CuoWu]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JiangJieShi]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这样就使蒋介石[JiangJieShi]在消灭十九[ShiJiu]路军[LuJun]后,得以从容驱军南下,继续围攻我中央革命[GeMing]根据地,以致使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GeMing]战争濒于绝境。所以说,“左”倾错误[CuoWu]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CuoWu]。
回忆及此,不禁联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当时,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予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KangRi]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迫蒋抗日[KangRi],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JiangJieShi],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KangRi]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廿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束,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140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CuoWu],终于推动了抗日[KangRi]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
对待福建事变的政策,是“左”倾错误[CuoWu]在革命[GeMing]任务与阶段关系问题上的错误[CuoWu]观点的产物。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GeMing]和社会主义革命[GeMing]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GeMing],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因而对那些可能争取和孤立的中间势力,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并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左”倾错误[CuoWu]和其他错误[CuoWu]结合一起,就使中国革命[GeMing]遭到空前的损害。而毛泽东同志从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根据当时中国革命[GeMing]的性质和任务,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了各阶级的关系,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GeMing]阶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上述对待两个事变的政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GeMing]胜利的可靠保证。
(选自《福建事变档案资料》)
注释:
(1)本文原件存《星火燎原》编辑部。成文时间不详。
《张云逸研究史料》来源:中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