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原名陈绍禹。出生在安徽省金寨镇一个贫民家里。童年时聪明、好学、爱国、有正义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一些革命[GeMing]活动。1925年（王明时年21岁）加入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同年到莫斯科学习。他一生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也犯过两次路线错误[CuoWu]。他犯了错误[CuoWu]，拒不认错、改错，反而对帮助他的人怀恨在心，最后堕落到对帮他认错改错的人造谣中伤、人身攻击的地步。从王明曲折复杂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些怎样做人的道理，学到一些做人的真谛，知道怎么做才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知道怎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CuoWu]，知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同志、对待组织。

　　一、对马克思主义要学习、要精通，更要学会运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指导思想，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其革命[GeMing]政党，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和运用。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现成结论，而应该学习和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正确解决本国革命[GeMing]和建设的道路、战略与策略等实际问题[WenTi]，才能引导本国革命[GeMing]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别国的革命[GeMing]经验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应当重视和吸取，但不能照搬。王明自以为了解苏联的经验，就在中国[ZhongGuo]搞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不管共产[GongChan]国际的指示是否适合中国[ZhongGuo]的具体情况，都不折不扣地执行，甚至还要“超越”，给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带来了巨大损害。

　　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明的恩师、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安排王明做些会务工作。王明除做翻译以外，还和几个人合作编译了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以“韶玉”的笔名写了《序言》。这个小册子和序言是在“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编写的。小册子编了“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都是关于城市暴动的，其中中国[ZhongGuo]4次，即上海的3次暴动和广州暴动。但是，他没有把广州暴动之前发生的、并以暴动部队为基础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秋收暴动编进去。依据当时的情况，要他产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如果以严肃的态度编书，应该把秋收起义的经验也编进去。王明的序言，也不是从中国[ZhongGuo]的实际出发提出问题[WenTi]、论证问题[WenTi]，而是以共产[GongChan]国际的文件为立论基础。因此，他在当时革命[GeMing]处于低潮时，却得出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的结论。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所致。那个时期，不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还是国际共产[GongChan]主义运动的实践，都强调城市暴动。中国[ZhongGuo]也进行过城市暴动，并取得过暂时的胜利。但是，反革命[GeMing]力量很快就从各地聚集起来，把暴动胜利后建立的革命[GeMing]政权摧毁。王明认识不到在中国[ZhongGuo]城市暴动难以取得胜利、更难以巩固胜利，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则不仅能坚持、还能发展的事实，当然更认识不到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必须另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29年3月王明回国，之后他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CuoWu]的。正确的主要来源于共产[GongChan]国际，错误[CuoWu]的大体上也是来源于共产[GongChan]国际。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很多，最集中的、危害最大的是两个问题[WenTi]。

　　第一，关于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基本问题[WenTi]。包括中国[ZhongGuo]的社会性质，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前途等问题[WenTi]，基本上是照抄、复述共产[GongChan]国际决议，但也有他自己的创造和发挥。例如：在阐述中国[ZhongGuo]的国情时夸大了资本主义成分；阐述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性质时夸大了民主革命[GeMing]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阐述中国[ZhongGuo]民主革命[GeMing]的任务时把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并列，全部列为打倒对象；阐述有关革命[GeMing]策略问题[WenTi]时，否认中间势力的存在，主张打倒一切，阐述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动力等问题[WenTi]时忽视了农民的革命[GeMing]积极性和强大革命[GeMing]力量，否认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GeMing]道路，强调“武装暴动的手段”，是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唯一正确的手段”；等等。

　　第二，关于国际国内形势与党的当前任务。当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外，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国民党统治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接连发生了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发了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革命[GeMing]形势开始好转，红军和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党的组织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建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也有新的发展。对于这种形势，共产[GongChan]国际作了过高的估计并提出了过高的任务。王明宣传了共产[GongChan]国际的错误[CuoWu]。例如，中东路事件的时候，王明提出了一个“超越”共产[GongChan]国际和党中央[ZhongYang]的所谓“唯一”的“真正解决”的办法：“中国[ZhongGuo]工农兵以武装暴动驱逐在华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中国[ZhongGuo]国民党各派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新中国[ZhongGuo]。”（慕石：《“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载1929年12月18日《红旗》报）再如，苏联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以后，他效法苏联大反托派的做法，以批判陈独秀为名，写文章强调要在农村和城市甚至大城市进行普遍的武装暴动。王明关于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的基本问题[WenTi]的论述，为当时和日后的“左倾”错误[CuoWu]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他关于国际国内形势与党的当前任务的论述，则对当时日益增长的冒险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