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组织、对同志要实行五湖四海，不能搞宗派活动

　　革命[GeMing]队伍要讲团结，要实行五湖四海，决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能拉一派打一派。共产[GongChan]党员应该在党章党纲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由于党员的经历不同，看问题[WenTi]的角度不同，产生意见分歧是难免的、正常的。有了意见分歧、产生了党内矛盾，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CuoWu]，求得统一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光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明却往往背道而驰。

　　王明在中山大学时就搞宗派活动，他拉拢支持以他为首的支部局的人，反对所谓“教务派”的人。1929年3月回国以后，他的宗派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在反李立三路线时，又重新活跃起来。1930年6月11日，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作出《新的革命[GeMing]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是李立三路线的总纲领。《决议》过高地估计国际国内的革命[GeMing]形势，提出了夺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这一《决议》，首先遭到共产[GongChan]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的反对，共产[GongChan]国际在中共中央[ZhongYang]的再三要求下也未批准。王明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就邀集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他表示他要在中央[ZhongYang]即将召开的会上发言，坚决反对李立三路线。他鼓励、动员别人发言配合。他还联络老同学联名给中央[ZhongYang]写信，并赶写《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他写一部分，在他的小圈子里传阅一部分，以求统一认识，共同行动。他在小册子中有一句对李立三路线“定性”的话，说李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这就是说，在王明看来，李立三的“左”是“空谈”，是词句，是形式，是表象，右才是其本质。“左”，主要表现在盲动冒险上；右，则表现在许多方面，是系统的。因此，他把“纠右”当作实际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

　　1930年12月10日左右，王明的恩师米夫以共产[GongChan]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华。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主导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央[ZhongYang]的领导核心，并实际控制了中央[ZhongYang]的领导权。从此，他凭借在四中全会形成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教条主义运用得淋漓尽致。王明和四中全会后的中央[ZhongYang]，以米夫主导下制定的六届四中全会文件精神和王明的小册子为指导思想制定党的任务，以“系统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组织手段，以反“右倾”为推动工作的武器，把“左倾”路线推行到政治、军事、组织、白区工作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四中全会后，中央[ZhongYang]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对当时的革命[GeMing]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没落程度，对国民党士兵的觉悟，都作了过高的估计，并提出了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违反“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作了“左”的错误[CuoWu]的部署。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虽然有时也指出要注意组织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要到黄色工会去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但总的要求是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使我们的革命[GeMing]力量暴露在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警面前，作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对于农民运动，绝大多数文件取消了农民斗争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径直提出组织农民暴动。

　　这些所谓“进攻路线”，在执行过程中连连碰壁，遭到主张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的同志的反对和抵制。因此，王明及当时的中央[ZhongYang]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手段。他们提出“系统”地改造党的措施：一方面，实行顺我者提拔、重用，逆我者打击、斗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任用“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另一方面，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巡视大员到处跑”的领导体制，派“中央[ZhongYang]代表”、“巡视员”就地指导、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很显然，这些组织手段本质上就是宗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