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LiuShaoQi]虽然暂时离开中共[ZhongGong]中央中枢，然而毛刘政治结合却因刘、洛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刘与毛治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洛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MaoZeDong]和洛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MaoZeDong]与刘少奇[LiuShaoQi]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此问题中共[ZhongGong]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3年，毛刘说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洛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29

　　第二，毛泽东[MaoZeDong]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洛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LiuShaoQi]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LiuShaoQi]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MaoZeDong]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1 参见中共[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思来年谱（1898-1949）》，第2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 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19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3 1935年9月下旬，邓发改任由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委，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后．邓发主要负责红军的筹粮工作，1936年4月，被委以中共[ZhongGong]代表的身份派往苏联。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3、306页。

　　4 长征开始，国家政治保卫局除少数负责人随首脑机关行动外，其他工作人员均被并人各军团，国家政治保卫局只留下名义，工作权限巳大大缩小。1935年10月，王首道被任命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原执行部长李克农被调作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该年年底，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被正式取消，其工作由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接替。

　　5 1934年l0月，红军长征前夕，中共[ZhongGong]中央秘书处，军委秘书处均被裁撤，其遗留工作由中央军委机要科承担。1935年底中共[ZhongGong]中央迁到陕北瓦窑堡后，中共[ZhongGong]中央各部委及秘书机构渐次依复，原来仅有的机要机构——中央军机要科一分为三，成立了中共[ZhongGong]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上述三个重要机构统归王首道领导。参见《中共[ZhongGong]秘书工作简史（192l一1949）》，第186-18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另参见《王首道回记录》，第197页，解放出版社1988年版。

　　6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I2月版。

　　7 洛甫在1943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HuiYi]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MaoZeDong]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HuiYi]》（1943年12月16日），载中共[ZhongGong]中央文赋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8 事隔20多年后，毛泽东[MaoZeDong]在谈到有关纠正”王明路线“的历史时，再次提及洛甫的思想转变过程．毛说，”洛甫开始不承认错误路线，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参见毛泽东[MaoZeDong]在中共[ZhongGong]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8月2日），载《毛泽东[MaoZeDong]论党的历史》，第46页，其实，对于这一问题，洛甫早在延安整风开始不久，就有较深的认识．洛甫分新了遵义会议[HuiYi]有关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他说，由于遵义会议[HuiYi]肯定了过去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因而使自己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自己的严重错误”。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第13页。

　　9 博古（秦邦宪）在1935年2月之后仍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红军抵陕后，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任，1936年12月后主要配合周恩来从事联络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10 参见刘少奇[LiuShaoQi]：《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2页。

　　11 参见刘少奇[LiuShaoQi]：《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第3页。

　　12、13、14、15刘少奇[LiuShaoQi]：《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中共[ZhongGong]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805、806-817页。

　　16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97页。

　　17 1937年3月4日，刘少奇[LiuShaoQi]致洛甫的信写于北平，3月18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月13日，3月18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LiuShaoQi]，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LiuShaoQi]等负起对留居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58-359页。

　　18 刘少奇[LiuShaoQi]前往天津就任中共[ZhongGong]中央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曾作过刘少奇[LiuShaoQi]译电员的郭明秋的回忆，她经手翻译的刘少奇[LiuShaoQi]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胡服是刘少奇[LiuShaoQi]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名）。由此可以判断，1936-1937年毛与刘少奇[LiuShaoQi]是有直接联系的。参见郭明秋：《刘少奇[LiuShaoQi]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LiuShaoQi]同志》，第1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 1936年3月，刘少奇[LiuShaoQi]以中共[ZhongGong]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LiuShaoQi]领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对北方局领导机构的大幅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LiuShaoQi]上任后，任命彭真（在1928年彭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ZhongGong]顾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局领导人的不满，刘在党内刊物频频发表文章，不指名批评柯庆施等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从而埋下柯庆施与刘少奇[LiuShaoQi]长期不和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