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意外地发现一份判决书，是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TaoPao]案”所作。判决并不长，一共千余字。其中的“事实”部分如下：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SiFangMian]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ZhangGuo]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ZhongYang]是对红四方面[SiFangMian]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TaoPao]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SiFangMian]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GanBu]，结果组织了卅余人，约定在四月四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TaoPao]，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乘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阴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ZhongYang]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

　　许世友是赫赫有名的将军，曾立下无数战功。当年他为何要率部“逃跑[TaoPao]”？此事还需从批判张国[ZhangGuo]焘说起。

　　批判张国[ZhangGuo]焘及案件由来

　　1936年6月，中央[ZhongYang]红军与张国[ZhangGuo]焘统帅的红四方面[SiFangMian]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最初的欢欣过后，双方却发生了一些隔阂与摩擦。其时，中央[ZhongYang]红军仅剩1万余人，四方面[SiFangMian]军兵力则有六七倍之多。张国[ZhangGuo]焘自恃人多枪多，张口要权；两军官兵也龃龉不断，一方面军指责四方面[SiFangMian]军“逃跑[TaoPao]主义”、“军阀习气”，四方面[SiFangMian]军指责一方面军“丧失斗志”、“纪律废弛”。

　　不久，“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分歧，引爆了双方的矛盾。毛泽东为首的中央[ZhongYang]可能因察觉张国[ZhangGuo]焘的野心，深夜率中央[ZhongYang]红军北上。张国[ZhangGuo]焘随即另立“临时中央[ZhongYang]”，公开否定中共中央[ZhongYang]的合法性。后经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从中斡旋，张国[ZhangGuo]焘才勉强北上，重新与中央[ZhongYang]会合，但双方难免心存芥蒂。

　　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面[SiFangMian]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ZhangGuo]焘这位四方面[SiFangMian]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ZhongYang]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ZhangGuo]焘进行全面批判，并通过了《关于张国[ZhangGuo]焘错误的决定》，历数其“领导错误”、“右倾机会主义”、“忽视党的领导”、“军阀主义”等罪状。

　　考虑到四方面[SiFangMian]军官兵的感受，《决定》特意指出，“四方面[SiFangMian]军的干部[GanBu]是中央[ZhongYang]的干部[GanBu]，不是张国[ZhangGuo]焘个人的干部[GanBu]”。但在实际的批判活动中，锋芒还是无可避免地指向了四方面[SiFangMian]军的很多干部[GanBu]，尤其是许世友等高级干部[GanBu]（他们当时都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据说，在批判张国[ZhangGuo]焘时，有人把四方面[SiFangMian]军的干部[GanBu]说成是“张国[ZhangGuo]焘的人”、“张国[ZhangGuo]焘的应声虫”。（詹杨：《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162）据洪学智回忆，抗大在批判时提出三条，一条说红四方面[SiFangMian]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SiFangMian]军干部[GanBu]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SiFangMian]军干部[GanBu]是张国[ZhangGuo]焘收买的。四方面[SiFangMian]军的人想不通，许世友气得吐血，副军长刘世模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医院。（《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P128-129）许世友本人在50年代的一份学习总结中叙述了当时心境：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ZhangGuo]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ZhangGuo]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ZhongYang]……下面干部[GanBu]看不起四方面[SiFangMian]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ZhangGuo]焘，我也是张国[ZhangGuo]焘军级干部[GanBu]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郝景泉编著：《党史风云实录》，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P391-392）

　　这种含冤受屈而无路可走的郁闷，不仅许世友有，其他的四方面[SiFangMian]军干部[GanBu]也有。据说，许世友病了以后，四方面[SiFangMian]军的各级干部[GanBu]去探望他，没有一个不哭的。忧愤交加之余，许世友决心豁出去，“我们回四川去。四川那里找刘子才去，还有1000多人的队伍，他们巴不得我们去呢！在这里，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去四川打游击去嘛！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他说干就干。到第三天时，已有30多名干部[GanBu]愿意走，其中有后来被判刑的刘世模、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人。据许世友称，一切计划都是由他作的，路线也是由他划的，他身上还带有写给毛主席的信。他们准备在4月4日晚10时出发。

　　不过，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原第四军副军长王建安改变了主意，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马上将此事报告给校党总支部书记邓富连，邓则立刻找到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据莫回忆：

　　我让邓富连留下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自己立即去找刘亚楼、傅钟等领导人。跑了几处，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去找校长林彪。估计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住在凤凰山下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便是，我即到那里找到了林彪，向他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先回学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情况，待他向毛主席报告后，再作处理。我急忙回到学校，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只要消息没走漏，不至于立即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我先向学校保卫科及身边同志通报了情况，以便有思想准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他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邓富连、谢富治和我，还有保卫科的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ZhongYang]、毛主席的决定，立即将策划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这一事件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央[ZhongYang]最初怀疑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是张国[ZhangGuo]焘，但在董必武、李克农等人与被捕的四方面[SiFangMian]军干部[GanBu]一一谈话之后，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现存中央[ZhongYang]档案馆的一份审问记录上有这样一段对话：

　　“听说你们对张国[ZhangGuo]焘也是不满的，可为什么批张国[ZhangGuo]焘，你们就想离开？”

　　“问题不在张国[ZhangGuo]焘，而在于你们借批张国[ZhangGuo]焘，批了红四方面[SiFangMian]军的干部[GanBu]，他张国[ZhangGuo]焘纵使千刀万剐，也不能株连整个红四方面[SiFangMian]军。西路军失败，张国[ZhangGuo]焘并没去，怎么说是张国[ZhangGuo]焘路线的结局呢？好像红四方面[SiFangMian]军就是张国[ZhangGuo]焘的私人部队，正因为你们这样认为，才是把我们党的军队污蔑了。我正是因为这个想法，才说出一些与当时情绪和方式不同的观点来。”（郝景泉编著：《党史风云实录》，P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