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遵义[ZunYi]会议[HuiYi]会址楼房的房间里留下的红军针对白军所写宣传标语。

　　遵义[ZunYi]会议[HuiYi]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HuiYi]，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中，都充分肯定了遵义[ZunYi]会议[HuiYi]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遵义[ZunYi]会议[HuiYi]也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说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才开始的。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出现了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更为准确地反映遵义[ZunYi]会议[HuiYi]的历史，更为客观地评价与会议[HuiYi]有关的人和事，仍是研究者应当努力的。

　　1.关于在遵义[ZunYi]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的时间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认为遵义[ZunYi]会议[HuiYi]即是指在遵义[ZunYi]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关于遵义[ZunYi]会议[HuiYi]召开的时间，很长时间都是以会议[HuiYi]决议标明的通过时间1935年1月8日为依据，前推两天，认为是1935年1月6日至8日召开的。改革开放后，当党史研究者了解了红军先头部队1月7日占领遵义[ZunYi]，军委纵队是9日才进遵义[ZunYi]城的史实后，纷纷对遵义[ZunYi]会议[HuiYi]召开的时间进行了探讨。有9日至19日说，10至18日说，10至12日说，15至17日说，12至18日说多种。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ZunYi]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依据中央档案馆馆藏1935年1月13日24时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通知李卓然、刘少奇14日赶到遵义[ZunYi]城，参加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HuiYi]的电报，正式认定会议[HuiYi]召开的时间是1月15日至17日。此后在党史研究中，一般所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即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

　　2.为什么占领遵义[ZunYi]后没有抓紧时间开会？是不是在扩大会议[HuiYi]之前有一个少为人知的政治局会议[HuiYi]

　　一个不大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召开政治局会议[HuiYi]的决策早在黎平会议[HuiYi]就作出来了。黎平会议[HuiYi]鉴于中央内部对军事战略和建立根据地等问题存在严重争论，决定到遵义[ZunYi]地区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为什么在红军占领遵义[ZunYi]后，有了召开会议[HuiYi]的客观条件，而没有抓紧时间开会，却在先头部队进城第8天，中央纵队进城也5天后才开会？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红军打下遵义[ZunYi]城只是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堵，敌情依然是严重的。敌人什么时候围上来，在遵义[ZunYi]能够驻几天很难预料，但不可能有很长时间的停留是肯定的。事实上1月15日开会，刚刚开了一天，第二天敌人就围上来了，彭德怀不得不提前离会，去前线指挥作战。会议[HuiYi]开到17日，常委分工和决议都没来得及作，就不得不结束了。基于这种状况，有的学者曾推测，在遵义[ZunYi]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之前，可能召开过政治局会议[HuiYi]。

　　1989年曾景忠曾经著文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找不到在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前举行过政治局会议[HuiYi]的原始记录，但不少间接资料提供了举行过政治局会议[HuiYi]的线索。这些线索包括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吕黎平、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对军委纵队进遵义[ZunYi]后布置会场，中央立即召开会议[HuiYi]，毛泽东出席了会议[HuiYi]的回忆；毛泽东本人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是1935年1月9日开始举行；陈伯钧日记记述了扩大会议[HuiYi]召开前，12日已知悉林彪、李卓然将与会；在扩大会议[HuiYi]前1月14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在建立新根据地的地域和一些政策的提法上已发生变化；陈云手稿中明确记载黎平会议[HuiYi]决定到遵义[ZunYi]开会等。文章认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到达遵义[ZunYi]后，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前，可能先举行过政治局会议[HuiYi]”。“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是政治局会议[HuiYi]的继续”。据此，文章认为应对遵义[ZunYi]会议[HuiYi]的概念重新界定，即“遵义[ZunYi]会议[HuiYi]≠遵义[ZunYi]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遵义[ZunYi]会议[HuiYi]是一个总称（包括三个会），……可能有必要分清为：遵义[ZunYi]中央政治局会议[HuiYi]，遵义[ZunYi]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和遵义[ZunYi]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HuiYi]。”

　　曾文发表后，对问题并没有展开讨论。在中共党史著作和党史人物传记中对中央进驻遵义[ZunYi]到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召开这几天的会议[HuiYi]筹备情况均付阙如。但是曾文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仍有探讨的价值。

　　笔者认为黎平会议[HuiYi]决定要开会，但并没有明确要召开扩大会议[HuiYi]，更没有确定参加会议[HuiYi]的人员和议程。而哪些人参加会议[HuiYi]，谁做什么报告，应该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有必要开会确定。因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之前中央政治局开过会议[HuiYi]是合乎逻辑，极有可能的。

　　3.应该把遵义[ZunYi]会议[HuiYi]看成是由一系列会议[HuiYi]组成的

　　从三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的内容看，取得了重大成就，两大议题基本解决，但并没有最后完成。即对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取得了共识，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决议；组织上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但常委未进行分工。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并没有撤掉博古的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也没有决定由谁来接替他。

　　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转换和决议的通过，是在1935年2月5日至8日在云南威信地区召开的一系列常委会上解决的。2月5日，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2月5日至9日，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HuiYi]（通称扎西会议[HuiYi]），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来党书《六大以来党的秘密文件》收入决议时，在其后加括弧注（遵义[ZunYi]会议[HuiYi]），并加副标题“政治局会议[HuiYi]通过”。这样注，清楚地表明了扎西会议[HuiYi]是在遵义[ZunYi]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的继续。

　　因此，就内容来看，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并不准确。遵义[ZunYi]会议[HuiYi]是由一系列会议[HuiYi]组成的。既包括1935年1月中旬在遵义[ZunYi]召开的三个会议[HuiYi]，也包括2月上旬在云南威信地区召开的一系列政治局会议[HuiYi]。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历时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

　　4、关于遵义[ZunYi]会议[HuiYi]组织变动的三个问题

　　在1982年中央档案馆馆藏的陈云手稿《（乙）遵义[ZunYi]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被发现以前，因为没有会议[HuiYi]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会议[HuiYi]组织变动的文献记载，人们对此次中共领导层大变动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

　　陈云手稿的面世，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了中央领导机构人事变动的真实情况。

　　据手稿记载，在解决组织问题上，遵义[ZunYi]政治局“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ZunYi]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001年公布的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发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HuiYi](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则明确说到会议[HuiYi]“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史平即陈云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的化名。这两份文献是迄今为止仅有的关于遵义[ZunYi]会议[HuiYi]组织变动的档案史料。由于它们是会议[HuiYi]的参加者在会后不久记述的，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但是，怎样理解会议[HuiYi]的组织变动？当时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组织安排？对此存在不同看法。笔者尝试将这一变动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以期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解读。

　　问题一：在最迫切要解决的军事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没有直接任命毛泽东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HuiYi]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在军内无领导职务。而朱、周是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又是长征以来全权指挥作战的三人团成员，且已认识到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因此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

　　问题二：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会议[HuiYi]并没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什么常委分工时没有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对遵义[ZunYi]扩大会议[HuiYi]应当撤换党中央领导人而没有撤换，在会议[HuiYi]参加者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家拥护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毛泽东坚辞。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聂荣臻也回忆：“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杨尚昆更具体地谈到：“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还有一种说法是拥护张闻天接替博古出任最高领导，但是张闻天也推辞了。其中说得最详细的也是杨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和刘英的一次谈话中回忆：“在遵义[ZunYi]会议[HuiYi]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由谁来接替博古，党内是有不同认识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会上因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接替博古的人选，且国民党追剿军已到遵义[ZunYi]附近，会议[HuiYi]必须马上结束，没有时间再详细讨论，因此不得不留待会后解决。

　　问题三：在2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HuiYi]是怎样酝酿推举领导人的呢？

　　一种是周恩来回忆中说的，被《毛泽东年谱》采信的说法。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回忆当时变换领导人的情况时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上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这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洛甫是犯了错误的，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以让他做，但要帮助他；二是洛甫能接替博古是毛泽东让的；三是大家不那么赞同，是经说服大家才同意的。

　　另外一种是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整风中写的《反省笔记》中的说法：“在遵义[ZunYi]会议[HuiYi]上，……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杨尚昆在回忆中也说“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上述两种意见究竟哪种更接近事实？考虑两位当事人说这番话的背景，张闻天是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写的《反省笔记》中说的，处在被批判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的地位，断不敢无中生有往自己脸上贴金；周恩来是在1972年文革中说的，在以路线斗争为纲讲党史和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难免不适当地抬高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贬低了洛甫。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党内的思想状况看，没有推毛泽东，多半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上长期受排斥，被视为右倾路线的代表，改变看法，重新认识毛泽东要有个过程。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还不是延安时期那样众望所归。而把洛甫推出来代替博古作党的最高领导人，比较顺理成章。一是洛甫本来就是党内排在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二是因为他在遵义[ZunYi]扩大会议[HuiYi]上作《反报告》，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开好会议[HuiYi]，实现历史转折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常委们认可。

　　综上所述，遵义[ZunYi]会议[HuiYi]完成的组织变动，应当实事求是地表述为：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博古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形成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斗争。谁能领导红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谁就是核心。毛泽东不仅参与最高军事指挥，而且确实在决策中起了核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ZunYi]会议[HuiYi]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符合实际的。

　　刘晶芳（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