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共党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上,遵义会议[HuiYi]都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HuiYi]。因为在遵义会议[HuiYi]上经过激烈争论，最终确立了毛泽东[MaoZeDong]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也由此使得遵义会议[HuiYi]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MaoZeDong]，但历史的选择却也离不开人为的因素。那么，是谁在遵义会议[HuiYi]一票定乾坤，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MaoZeDong]呢这个人就是王稼祥，他为遵义会议[HuiYi]的召开和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是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他早年留学苏联，对马列主义理论有很深的造诣。上个世纪30年代初回到国内，很快在中共党内担任了重要职务。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HongJun]被迫开始长征。此时的王稼祥虽然只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任红军[HongJun]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再加上他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三个“国际派”(另外两个为博古、张闻天)之一，因而，王稼祥在中共党内和红军[HongJun]内部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1933年4月，王稼祥在敌人的一次空袭中不幸被炸伤腹部，肠子被炸穿。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他忍受巨痛接受了8个多小时的手术，但最终没有取出弹片，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所以，长征开始时，他腹部插着管子，躺在担架上出发。

　　这次受伤给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为以后留下了很多后患和痛苦，但也正是这次受伤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和毛泽东[MaoZeDong]相处的宝贵机会，使他对毛泽东[MaoZeDong]有了新的认识，使他在中国革命的最危急关头，毅然地支持毛泽东[MaoZeDong]“出山”，由此最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HongJun]。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MaoZeDong]因大病初愈，加上当时因受排挤心情苦闷，因此身体非常虚弱，行路困难，所以出发时也躺在了担架上。王稼祥、毛泽东[MaoZeDong]这两个伤病员因此被安排在一起同行。也许他们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次同行将会对中国革命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王稼祥对毛泽东[MaoZeDong]的了解并不深。

　　王稼祥、毛泽东[MaoZeDong]这次同行，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甚至晚上还要一起宿营，这使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毛泽东[MaoZeDong]，他也渐渐地被毛泽东[MaoZeDong]的学识谈吐、理论修养、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对革命发展的预测所深深吸引，他隐隐感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MaoZeDong]这样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而此时，王稼祥的好朋友、在莫斯科的同班同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洛甫(张闻天)也常来参加他们的谈话和讨论，对毛泽东[MaoZeDong]的许多观点和主张也颇为钦佩。在长征途中，三个人的心逐渐靠拢。

　　而红军[HongJun]在洋顾问李德和洋布尔什维克博古的指挥下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却伤亡惨重。特别是湘江血战之后，红军[HongJun]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伤亡损失，锐减到3万人，元气大伤。渡过湘江之后，红军[HongJun]疲于应付、士气低落，部队到处充满了对李德、博古的不满情绪。而担架上的王稼祥更是忧心忡忡、焦急万分。特别是在通道会议[HuiYi]、黎平会议[HuiYi]上毛泽东[MaoZeDong]的正确主张在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情况下，仍被李德、博古蛮横地拒绝，这使王稼祥意识到党和红军[HongJun]必须改弦更张，更换领导，该是毛泽东[MaoZeDong]“出山”的时候了。

　　1934年底，红军[HongJun]长征已开始近3个月了。“希望党和红军[HongJun]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希望”。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尽管伤口已化脓流血，但他顾不上疼痛，在心里苦苦地琢磨着。他扭头看看旁边同样眉头紧皱的毛泽东[MaoZeDong]，声音不大但却十分坚定地说：“要把李德、博古他们轰下台”。

　　王稼祥看到毛泽东[MaoZeDong]眼光闪了一下，又沉默了。他知道毛泽东[MaoZeDong]在担心什么，尽管现在许多人对李德、博古不满，但他们毕竟掌握着实权，后面毕竟还有“共产国际”，就凭他们俩想把他们轰下台简直不可想象的。毛泽东[MaoZeDong]思考了片刻，不无忧虑地说：“能行吗我们人少啊。”

　　“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王稼祥似乎是在回答毛泽东[MaoZeDong]的话，又似乎是在重复刚才的话，只是语气更加坚定。

　　“好，我很赞成，但要活动活动。”毛泽东[MaoZeDong]似乎也很受感染，但他考虑问题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