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MaoZeDong]的话不无道理，在这场关系到党和红军[HongJun]命运的政治斗争中，一定要准备充分，提前“活动活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啊!

　　王稼祥闭上双眼，开始思谋着先找哪些人“活动活动”。他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但他和李德、博古又不一样，他为人正直，对毛泽东[MaoZeDong]同志十分尊重，他也曾经多次说过，毛泽东[MaoZeDong]同志有很高的军事才能。而且通过前面的通道回会议[HuiYi]、黎平会议[HuiYi]，王稼祥知道，周恩来实际已经和李德、博古“闹翻”，他已经开始听取毛泽东[MaoZeDong]的意见了，所以周恩来应该会支持他的建议。

　　第二个，他想到了朱德。朱德肯定会支持毛泽东[MaoZeDong]出来指挥红军[HongJun]，因为他和毛泽东[MaoZeDong]搭档多年，朱毛不分。他们曾带领红军[HongJun]打过无数的胜仗，留下了许多朱毛红军[HongJun]的传奇美谈。接下来，王稼祥又想到了洛甫。对洛甫王稼祥是很有信心的，他和洛甫是苏联的时候的同学，二人过从甚密，他知道洛甫颇有正义感，有话敢说，也多次对自己表达过对李德、博古的不满，对毛泽东[MaoZeDong]的不少主张都表示过支持。

　　这几个是关键性的人物，只要自己“活动活动”，争取他们应该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带兵的将领们了，他在脑子里一一过滤：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他们许多人在军事指挥上对李德那一套非常不满，对毛泽东[MaoZeDong]的战略战术很是钦佩。尤其是彭德怀、刘伯承还多次和李德发生“冲突”。

　　考虑周全后，王稼祥不顾伤痛，开始“活动”。他首先和洛甫单刀直入地说：“应该撤掉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MaoZeDong]来领导，你看行不行”果不出他所料，洛甫一口答应，坚决支持：“好哇，红军[HongJun]离不开毛泽东[MaoZeDong]，让他来领导红军[HongJun]理所应当的。” 王稼祥说：“好，那就到遵义城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洛甫表示赞成。

　　之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很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周恩来智慧过人，他已经明白了王稼祥的意图，他也明白，现在的“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策略水平、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上都难以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因此听完王稼祥的话，他毫不犹豫的说：“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就这样定了。”

　　至此，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只要是周恩来和洛甫答应开这个会，遵义会议[HuiYi]就一定能开成。

　　之后，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到了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1935年1月7日，红军[HongJun]占领遵义后，王稼祥和毛泽东[MaoZeDong]、洛甫商量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HuiYi]上做一个批评反“围剿”军事上错误的报告，报告由毛泽东[MaoZeDong]起草，洛甫来做报告。

　　洛甫在看完毛泽东[MaoZeDong]起草的报告后，非常赞成，但他觉得自己不太懂军事问题，会上还是让毛泽东[MaoZeDong]发言比较好。王稼祥认为：到会上还是洛甫发言比较好，因为他是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报告由洛甫来做，他和毛泽东[MaoZeDong]支持。就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HuiYi]上那个“一鸣惊人”的“反报告”。

　　1月15日，遵义会议[HuiYi]召开了。先由博古做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他在报告中认为党中央在政治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接下来，由周恩来做副报告，即关于军事工作的总结。报告中他不仅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正当博古准备让大家讨论以上两个报告时，洛甫大声说：“我讲点意见。”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大家有心理准备，但洛甫的开场白还是使许多人吃了一惊，特别是博古、李德显得十分紧张。接着，洛甫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的错误和机会主义错误等。洛甫的这个“反报告”真可谓一鸣惊人，震惊了大家，尤其是博古和李德，更是如坐针毡。博古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下午会议[HuiYi]刚刚开始，毛泽东[MaoZeDong]便一反过去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惯例，第一个开始发言。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军事策略，……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娓娓道来，时而诙谐幽默，时而严肃认真。随着毛泽东[MaoZeDong]的发言，大家时而陷入沉思，时而点头称是，时而开怀大笑。毛泽东[MaoZeDong]的发言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花去了近两个小时。许多人被毛泽东[MaoZeDong]讲课式的发言深深吸引，只有博古、李德等几个人脸色越来越难看，越来越沮丧、尴尬。

　　毛泽东[MaoZeDong]的发言完了。至此已经有四个人作了长篇发言，但都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出于各自不同的心理，他们谁也没有触及到最高权力的问题，谁也没有提出将来由谁担任党和红军[HongJun]的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尽管许多人心里明白，除了毛泽东[MaoZeDong]没有别人，但究竟由谁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呢，历史选择了王稼祥。

　　王稼祥在听完毛泽东[MaoZeDong]的发言后，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MaoZeDong]的决心。他毫不犹豫地从躺椅上站了起来，但伤口的巨痛险些使他摔倒，但他仍然不顾伤痛，激动地开始了发言。他的发言虽然不长，但掷地有声。发言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外，他直截了当地讲了三条意见：

　　一、完全赞同毛泽东[MaoZeDong]的发言;

　　二、红军[HongJun]应由毛泽东[MaoZeDong]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至此，王稼祥获得了三个第一：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提议召开遵义会第一人;在毛泽东[MaoZeDong]发言后支持毛泽东[MaoZeDong]的第一人。

　　这三个“第一”决定了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他作为从王明、博古“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第一人，能如此坚决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MaoZeDong]，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后来，毛泽东[MaoZeDong]高度评价王稼祥：“他是有功的，他是在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义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王稼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他当时疾病缠身，虽然会前有人劝他不必参加会议[HuiYi]，但王稼祥却说：“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还要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正是这个疾病缠身的人的明确发言起到了一票定乾坤的作用。

　　继王稼祥之后，洛甫、朱德、刘伯承、陈云、彭德怀、聂荣臻、周恩来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MaoZeDong]，李德、博古、凯丰等孤立了。最后会议[HuiYi]做出了几项决议，其中就有选举毛泽东[MaoZeDong]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之后组成了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MaoZeDong]、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而实际上毛泽东[MaoZeDong]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HongJun]在毛泽东[MaoZeDong]的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开始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