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GongChan]党诞生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帮助和提供，这为很多人所知晓，但在中共诞生初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向中共提供经费的具体方式是怎样的，过程中又存在哪些欠缺，对于这些问题，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本文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对这些问题作出阐释。

　　中共曾拒绝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经费支持

　　在中共筹建时期，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之一李汉俊就曾拒绝过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马林提出的有关经费支持的表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记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为筹备中共一大的召开而提前抵达上海后，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马林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马林声称自己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李汉俊回绝了这一要求，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GongChan]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它将来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还向马林表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照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张国焘指出：“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GongChan]运动应由中国共产[GongChan]党自己负责，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GuoJi]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

　　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

　　拒绝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经费支持的还有陈独秀，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于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跟陈独秀会谈，一次，陈独秀曾向他解释力主拒绝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GuoJi]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陈独秀等人改变对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态度，是陈独秀等人从上海法国巡捕房获释之后的事情。1921年8月中旬，陈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从广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连同当时正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后来在《回忆马林》一文中，这样记述了当时马林所作的努力：“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GongChan]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张国焘则在《我的回忆》中如此描述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形：“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