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诞生初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提供了多少经费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对上文的最后一句话所作的注释是这样的：“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张国焘这里所说的“威金斯基”，是指经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批准，率工作小组于1920年4月抵达北京的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工作小组抵达北京后不久，经李大钊介绍，又辗转来到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发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工作小组抵达上海后所开展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GongChan]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部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2000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从中可见，维经斯基小组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同时密电也揭示工作小组投入了一定的经费，客观上也就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开展活动的经费支持。

　　有资料表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GuoJi]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GongChan]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费。”

　　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忆材料中也有佐证：“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GuoJi]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GuoJi]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GongChan]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中共一大之后，特别是陈独秀从法国巡捕房获释，开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便经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GuoJi]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在同一天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GuoJi]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GongChan]党能□（原稿此处一字不清，似为“够”字——作者注）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GuoJi]有所接济。”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GongChan]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得到的约有1.5万（此处原文没有标注货币单位——作者注），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目前，要精确统计中共诞生初期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究竟提供了多少经费支持，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中共的经费拨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预算来拨付。比如，1922年12月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于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GuoJi]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个月的给中国共产[GongChan]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1922年5月20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工作人员利金呈交给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的一份书面报告也提到：“应当承认：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组织方面的开支占了大部分，二是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

　　二是有时由于一些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工作人员的粗心或不负责任，导致少数汇款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也没有指明汇款作何用途。比如，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此处原件未标注货币单位——作者注），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

　　三是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除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外，后来赤色职工国际[GuoJi]、青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以及“国际[GuoJi]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过经费支持，不过对这些组织的经费援助一般比较少。由于提供经费的各部门之间缺少沟通或者沟通不及时，有时会出现重复提供经费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精确统计具体数额的难度。

　　四是有时因为中共经费过于紧张，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GongChan]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GongChan]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GongChan]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GongChan]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

　　尽管如此，上文所引述的几份解密档案材料已足以证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提供的经费支持对于诞生初期的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