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孙中山[SunZhongShan]行踪：

　　孙中山[SunZhongShan]在1916年5月1日已偕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由东京秘密抵沪，不久，宋庆龄亦由日本返沪，他们藏匿在法租界[ZuJie]洋泾浜55号一位法国人住所里。那时，孙中山[SunZhongShan]是被政府通缉的要犯。党禁解除后，孙中山[SunZhongShan]公开身份，住进法租界[ZuJie]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已拆），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丁人杰等人亦寄寓其间。7月，中华革命党本部由东京迁来上海[ShangHai]，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党部的各位部长、副部长均住在附近，在44号办公，重要成员有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杨庶堪、邓仲元、蒋介石、吴忠信、古应芬等。1917年7月，孙中山[SunZhongShan]发动护法运动，不止一次在63号寓所开会。自1917年7月17日至1918年5月4日，孙中山[SunZhongShan]曾离开上海[ShangHai]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但上海[ShangHai]党务事务所并未撤销。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SunZhongShan]入住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此后两年在上海[ShangHai]著书立说。1919年，他指派戴季陶等人创办《星期评论》、朱执信等人创办《建设》月刊，《建设》社址就设在环龙路44号。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SunZhongShan]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本部仍设环龙路44号。各位部长如总务部部长居正、党务部部长谢持、宣传部长张继、财政部长杨庶堪等均在此办公。

　　事实上，在1916年6月7日以后，到1923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环龙路44号一直是国民党活动的中心。

　　由于这层关系，国民党党部所在地周围，大而扩展至法租界[ZuJie]旧区的西部、新区的东部，就成了对国民党政治精英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例如：黄兴1916年7月6日抵沪，先寓法租界[ZuJie]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后迁福开森路393号，同年10月31日在这里逝世。章太炎1917年至1922年住在吕宋路（今连云路）9号。谭人凤1916以后住浦石路昌余里50号，1920年在此去世。李书城曾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何时定居上海[ShangHai]不详，当为1916年至1918之间，先住白尔路，后迁望志路。朱执信1918年来沪，住在环龙路44号隔壁，协助孙中山[SunZhongShan]处理一些文字工作，并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直到1920年离开。

　　环龙路与霞飞路是毗邻的两条平行的马路，由一条弄堂相连。环龙路与莫利哀路中间也只隔一条马路。所以，国民党的领袖、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住所近在咫尺。

　　那是一个理论混沌的年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士，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常有交叉重叠。持不同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像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那样泾渭分明。李汉俊是中共“一大”发起人，也是《星期评论》骨干；邵力子是国民党骨干，也是社会主义研究社成员；共产国际的吴廷康既找陈独秀[DuXiu]，也找孙中山[SunZhongShan]。在反对北洋军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是统一战线盟友，他们居住地、活动地的选择，也往往趣味相同。

　　法租界[ZuJie]独特之处

　　孙中山[SunZhongShan]、陈独秀[DuXiu]、李汉俊等人为什么要聚集在法租界[ZuJie]活动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当时上海[ShangHai]不同区域形成及功能区分，了解孙中山[SunZhongShan]、陈独秀[DuXiu]等人在上海[ShangHai]的活动特点。

　　自戊戌政变后，中国政治就明显呈京严沪宽态势。维新派领袖康有为遭清政府通缉，是上海[ShangHai]租界[ZuJie]当局设法让他逃走的；维新志士黄遵宪遭通缉，是上海[ShangHai]租界[ZuJie]当局将他保护下来的；章太炎、邹容在上海[ShangHai]宣传反清，仅分别被判三年、二年监禁。民国后，情况有所不同，但北严南宽态势并无改变。“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政治气氛压抑，文化环境恶劣。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DuXiu]被捕，出狱后南下，再是《新青年》编辑部南迁，1921年又发生军警殴打北大教授事件，这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相比之下，上海[ShangHai]的政治文化环境要宽松得多。上海[ShangHai]文化事业本来发达，出版机构多，报纸刊物多，中外联系广，信息渠道多，加上一市三治，有缝隙可以利用。

　　上海[ShangHai]各个区域中，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又以法租界[ZuJie]更为宽松。

　　开埠以后，上海[ShangHai]城市发展经历了由南而北、由东而西的过程。开埠前，上海[ShangHai]城市重心在县城，租界[ZuJie]辟设后，上海[ShangHai]城市重心逐渐北移。在公共租界[ZuJie]，河南路以东、苏州河以南率先城市化，然后西进至西藏路，再后来推进到静安寺一带。相形之下，洋泾浜以南的法租界[ZuJie]一直人气不旺。

　　1914年以后，有三大因素促进了法租界[ZuJie]的发展。

　　一是法租界[ZuJie]面积大扩展。法租界[ZuJie]于1849年辟设时面积不满千亩。1914年为止，法租界[ZuJie]面积已逐渐扩大至15150亩。

　　二是城墙拆除。开埠后，随着城市重心北移，城墙的防卫功能不但早已失去，而且日益成为上海[ShangHai]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上海[ShangHai]士绅多次提出拆墙之议，均未获当局采纳。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拆城之议获批，拆城工程于1914年冬结束。城墙拆除、护城河填平后，筑以马路，从此，县城与城外华界、法租界[ZuJie]连成一片，改变了先前彼此隔离的局面。

　　三是洋泾浜填平。洋泾浜在上海[ShangHai]开埠后成为法租界[ZuJie]与公共租界[ZuJie]的界河。1914年两租界[ZuJie]商定填河拆桥筑路，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筑成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使公共租界[ZuJie]与法租界[ZuJie]连为一体。

　　扩界、拆城、填浜三件大事，使得法租界[ZuJie]与城厢内外、法租界[ZuJie]与公共租界[ZuJie]连成一片，为法租界[ZuJie]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同样是租界[ZuJie]，就地价而言，在1930年代以前的相当长时间，是公共租界[ZuJie]高而法租界[ZuJie]低。同样是法租界[ZuJie]，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旧区（今西藏南路以东）高而新区（今西藏南路以西）低。以1930年为例，这年旧区地价每亩估价为100524元，而新区每亩只有18319元，新区是旧区的五分之一不到。

　　同样是租界[ZuJie]，法租界[ZuJie]在城市规划方面要比公共租界[ZuJie]严格。1914年10月9日，董事会决定，在顾家宅公园周围，由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华龙路（今雁荡路）、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形成的四方形区域内，只准建造西式房屋。1920年3月18日，工务委员会建议，在霞飞路以南，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以北，金神父路以东，吕班路以西，在此四方形地带内，只准建造西式建筑。这样，在今瑞金二路以东、重庆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南、复兴中路以北，就形成了一大片经过精心设计、严格按欧洲习惯建造的住宅区。

　　1921年以前，上海[ShangHai]四个区域在城市功能方面已各具特色。公共租界[ZuJie]中区（今西藏中路以东）与法租界[ZuJie]旧区（今西藏南路以东）是商务、金融区；公共租界[ZuJie]西区（今西藏中路以西，到静安寺一带）为高档住宅与休闲区；北区（苏州河以北，虹口一带）是商务区、航运、住宅区，也是日本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东区（今杨树浦一带）为工业、仓储区。城厢内外包括今南外滩，为居住、商务、工业混合区；闸北为交通、工业、商业、居住混合区。法租界[ZuJie]新区（今西藏南路以西）则是以住宅为主，也有一些商业、文化、卫生机构，诸如震旦学院、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顾家宅公园。

　　此外，建党活动在法租界[ZuJie]进行，对于吴廷康、马林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来说，也比较方便。1920年的上海[ShangHai]，有数量可观的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ZuJie]。他们中有一些人拥护布尔什维克。这为吴廷康等人在上海[ShangHai]的活动，提供了很大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作者：上海[ShangHai]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ShangHai]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