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非常想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GeMing]’”他说他从10年“浩劫”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WenTi]。那么，当毛泽东[MaoZeDong]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想法时，为什么又要在外地(如上海)与人密商(张春桥、姚文元等)，从海瑞、李秀成、瞿秋白这些古人和死人身上发难呢

　　关于对待历史[LiShi]上的“叛徒[PanTu]”问题[WenTi]，除了对革命[GeMing]者“政治道德”的气节大义的考量之外，如果是一个[YiGe]十分具体的指称，则应该对有关事实十分慎重，因为它涉及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在政治运动[YunDong]中，它可以是鞭笞和打击革命[GeMing]队伍中出现的真正叛徒[PanTu]的严厉道德武器，也可能滥用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这样一来，就混淆了是非，不免造成冤案。

　　试举例如下：

　　“胡风反革命[GeMing]集团[JiTuan]”中的“叛徒[PanTu]”

　　在揭发和批判“胡风集团[JiTuan]”时，毛泽东[MaoZeDong]曾根据舒芜提供的胡风等人的书信材料在“按语”中写道：“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PanTu]，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YiGe]暗藏在革命[GeMing]阵营的反革命[GeMing]派别，一个[YiGe]地下的独立王国。”这其中就有醒目的“共产党的叛徒[PanTu]”一条。然而，在被定性为所谓“胡风反革命[GeMing]集团[JiTuan]”成员的2100多人中，能够被指为“叛徒[PanTu]”和“变节分子”的，大概只有绿原一人，因为他曾被定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和“变节分子”。但真实情况是绿原于1944年在后方译员训练班受训时，国民党曾要他去“中美合作所”工作，绿原从胡风处得知“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特务戴笠控制的一个[YiGe]特务组织之后，根本就没有去;至于又说他是“变节分子”，则是根据绿原1940年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过，并且供出了他于1939年在湖北恩施读高中时曾和几个同学办过壁报的情况。但当时的绿原只是一个[YiGe]中学生，并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他与“叛徒[PanTu]”、“变节分子”毫无联系。

　　“丁、陈反党小集团[JiTuan]”中的丁玲

　　1955、1957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揪出了“丁、陈反党小集团[JiTuan]”和“丁、冯反党集团[JiTuan]”。丁——著名女作家丁玲，此前还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陈——陈企霞，当时亦为《文艺报》主编;冯——冯雪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发生在1955年和1957年的这两个“反党集团[JiTuan]”案件，主要由历史[LiShi]积怨和现实冲突的积聚所形成，是周扬为书记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错误划定的。当时丁玲的一个[YiGe]历史[LiShi]问题[WenTi]成了关键，即她曾于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拘禁，至1936年离开南京辗转至陕北，后来指控者称其“自首叛变”——与“叛徒[PanTu]”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并生有一女、接受国民党每月100元的生活费、给国民党写有一份声明(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居家读书养母”)，等等。这一结论制定后，当时颇有反对的声音，于是进行复查，最后中宣部复查小组将之改写为“变节性行为”，但当事人丁玲仍不同意。不久，“反右”运动[YunDong]爆发，重新拟定的结论是：“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显然，这一结论更加严重了。这一结论，毛泽东[MaoZeDong]当然知道，而周扬当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是经过毛泽东[MaoZeDong]审阅修改的。

　　这里就有一个[YiGe]问题[WenTi]了。丁玲与毛泽东[MaoZeDong]都是湖南老乡，丁玲还和毛泽东[MaoZeDong]当年的妻子杨开慧是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的同学。丁玲成名后，热爱文学的毛泽东[MaoZeDong]当然熟知她。1936年丁玲来到陕北，毛泽东[MaoZeDong]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为她召开了欢迎会，此后两人经常交谈，毛泽东[MaoZeDong]还为她写了《临江仙》的词作，其中有一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见本页左下角)。延安整风运动[YunDong]开始后，对干部进行了普遍审查，当时主持其事的康生首先对丁玲被捕的历史[LiShi]提出质疑，随即丁玲向毛泽东[MaoZeDong]申诉，毛则让她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提请审查。最后，审查结论认为：“党内有些同志曾经传说过丁玲同志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央组织部直到今天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不能凭信。”

　　毛泽东[MaoZeDong]也在这个结论上添写道：“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YiGe]对党对革命[GeMing]忠实的共产党员。”问题[WenTi]是这个“应该认为”到了后来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特别是毛泽东[MaoZeDong]本人对“叛徒[PanTu]”的理解趋于僵硬之后，原来丁玲的这段历史[LiShi]问题[WenTi]，就已经不是毛所能接受的了。(周扬等人到后来也一直认为丁玲有“历史[LiShi]污点”。但在“文革”中，周扬也被打成了“叛徒[PanTu]”。事后，周扬回忆说：当时，他对所谓“说理”的批判还可以承受，最难接受的是硬让你承认是叛徒[PanTu]。他说：“我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PanTu]!不承认就动手打人。”当时周扬的一双耳朵都被打聋了。)

　　因此，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YunDong]之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JiTuan]”和“丁、冯反党集团[JiTuan]”的案件，由于有了丁玲历史[LiShi]上的“自首”问题[WenTi]，就成为指控者非常方便的一个[YiGe]口实。这一“集团[JiTuan]”的人数也不断增加——除丁、陈、冯三人之外，还有丁玲后来的丈夫陈明，以及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秦兆阳等。而毛泽东[MaoZeDong]曾过目所有指控的材料，并提出重新公开发表和批判丁玲等在陕北时写下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他还在“再批判”的“编者按”中改写和加写道：“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

　　丁玲获知这一切时，只能怅怅地发问：“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