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不能不提那个国民党[GuoMinDang]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通过的“提示案”。“提示案”的发出，比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早了近半年。正是根据这个“提示案”，国民党[GuoMinDang]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包括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

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和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70周年的年度。回顾国共两党在90年的岁月里，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GuoMinDang]既有正面战场抗日的一面，也有在若干时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近期有些媒体和学者不辩是非，不明事理，对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作了错误的叙述和评价，使得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本文力图还原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真相，以此汲取经验教训，以利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的基本史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GuoMinDang]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秘密调集重兵，于1941年1月，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进行大举围攻，残杀抗日有功将士，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ShiBian]。驻皖南[WanNan]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向长江以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GuoMinDang]军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部8万余人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覆没，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GuoMinDang]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变分子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GuoMinDang]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BaLuJun]、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WanNan]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项英，1922年入党，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坚持和指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项英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得到中央的高度信任，在新四军中起领导核心作用。他对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确实负有责任，但客观地讲，不是负“主要责任”和“重大责任”。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的教训极其深刻，有些模糊的史实和认识，要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勇于正本清源。

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GuoMinDang]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曹甸战役只不过是导火线

（一）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GuoMinDang]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GuoMinDang]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GuoMinDang]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BaLuJun]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对八路军[BaLuJun]、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用蒋介石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寻机吃掉共产党。

西安事变[ShiBian]后，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答应“以领袖人格作担保”，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与中共和谈共同抗日；一方面秘密致电西北“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加快行动，利用和谈之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最终导致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几近全军覆灭。1937年2月，在国民党[GuoMinDang]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GuoMinDang]一方面承认“和平统一”，同意国共合作；一方面仍强调要“根绝赤祸”，责令中共“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而实际情况是，抗战一年多以来中共武装深入敌后，如鱼得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迅速壮大，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无论如何都不甘心的。于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GuoMinDang]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决定成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此后，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及其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密件，这些文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号下，力图利用其执政地位，对中共进行防范、限制、排斥甚至打击。这些文件经由国民党[GuoMinDang]内部军政系统转发至各县。蒋介石饬令“加紧努力，切实执行”，“纵因此而发生磨擦亦因无所避忌”。于是就出现了深县惨案、博山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确山（竹沟）惨案、陇东事件、晋西事变[ShiBian]等一连串由国民党[GuoMinDang]方面挑起的针对中共及其武装的流血事件。1939年10月，国民党[GuoMinDang]五届六中全会将其方针从“政治限共”转向“军事限共”，并发出进攻八路军[BaLuJun]、新四军的密令。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GuoMinDang]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从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对此，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首当其冲的是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直接威胁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BaLuJun]第359旅由雁北进驻绥德，控制了该地区。山西是国民党[GuoMinDang]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ShiBian]，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2纵队和八路军[BaLuJun]晋西独立支队。与此同时，阎、蒋部队联合进攻晋东南的决死队第1、第3纵队和八路军[BaLuJun]，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随后，阎锡山又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4纵队和暂编第1师进攻。以上军事行动，大大压缩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来，八路军[BaLuJun]第120师第358旅，第129师第385、第386旅等部队集中力量打击阎锡山，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GuoMinDang]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又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GuoMinDang]军第97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向平汉路以西的中共武装大举进攻，破坏抗日政权；第69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BaLuJun]。1940年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BaLuJun]进攻，其矛头直指八路军[BaLuJun]总部所在地。八路军[BaLuJun]第129师被迫自卫还击，于3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3月5日，又消灭朱怀冰军部及其主力2个师大部。与此同时，华中新四军也受国民党[GuoMinDang]军韩德勤部和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的压迫和进攻。1940年夏，由于中共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方针，击退了国民党[GuoMinDang]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GuoMinDang]不得不承认八路军[BaLuJun]在华北已经巩固的事实，开始将磨擦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由进攻八路军[BaLuJun]转向进攻新四军，掀起了以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GuoMinDang]的反共摩擦告一段落。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表示要在“两年之中”解决中国命运问题，又说“今后的命运全在于内政”。这里的“内政”，即为反共。这是国民党[GuoMinDang]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和舆论准备。年中，蒋介石密谋进袭延安，集中了60万兵力分9路开始部署进攻，但后来在国内外各种正义力量的一片反对声中夭折。但蒋介石灭共之心不死。之后，胡宗南30万大军依然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在正面战场兵力严重不足时仍不投入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