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和任务变化，使得党脱离群众[QunZhong]的危险大大增加。为了防止和克服不良作风[ZuoFeng]对党的肌体的侵蚀，密切执政条件下的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将自身的作风[ZuoFeng]建设与民主建政、舆论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初步探索出党群关系民主化的有效路径。

以民主建政促干部[GanBu]作风[ZuoFeng]转变

鉴于执政实践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有害作风[ZuoFeng]，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其主要目的在于严格整顿全党作风[ZuoFeng]，首先是整顿干部[GanBu]作风[ZuoFeng]。由于这次整风时间较短，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解决，因此，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起用三年的时间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整顿，以彻底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恶劣作风[ZuoFeng]。

由于整风整党的重要目的是改善党群关系，而党员干部[GanBu]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群众[QunZhong]最清楚，感受最深刻，因此只有依靠群众[QunZhong]，深入发动群众[QunZhong]，才能最彻底地暴露问题，真正地解决问题，也才能使人民群众[QunZhong]切身感受到整风整党的实际效果。在1950年整风中，党的领导人特别强调“用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检讨工作[GongZuo]，检讨工作[GongZuo]人员的作风[ZuoFeng]”，但“必须注意既能保证代表们畅所欲言，又能引导把批评的目标指向有益于改进工作[GongZuo]的方向。”实际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向各中央局负责人批转了饶漱石关于在上海附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要求各中央局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GongZuo]，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GanBu]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他要求借此使城市党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代表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促进全党整风，不仅推进了民主建政的进程，使初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密切联系群众[QunZhong]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GongZuo]方式，而且对克服党和政权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ZuoFeng]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而新中国第一次全民普选运动，在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坚实基础的同时，也使各级干部[GanBu]在人民的选择中受到了深刻教育，促进了干部[GanBu]工作[GongZuo]作风[ZuoFeng]的转变。1953年 1月 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迎接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社论，指出：选举应把人民真正满意的和认为必要的人选举出来。4月3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基层选举工作[GongZuo]的指示》则要求：“把选举工作[GongZuo]与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结合起来，使所有干部[GanBu]都能在群众[QunZhong]的鉴别下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经过选举把那些违法乱纪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为人民群众[QunZhong]所极不满意的分子从各种基层组织的工作[GongZuo]岗位上剔除出去，把群众[QunZhong]所爱戴的联系群众[QunZhong]的人选到这种组织的工作[GongZuo]岗位上来。只有根据这样的要求去进行基层单位的选举工作[GongZuo]，才能达到团结群众[QunZhong]、教育干部[GanBu]、加强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QunZhong]的联系和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根据中央精神，各地认真执行了这一政策。由于普选期间正值“三反运动”的后续运动，即“新三反运动”（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因此，普选结合“新三反”运动，起到了其自身起不到的作用和功效。如北京市“在选举过程中，郊区关庄乡和蔡公庄乡的选民小组在酝酿讨论候选人时，对候选人中的共产党、政府和群众[QunZhong]团体的干部[GanBu]，有强迫命令等错误的都展开了批评。”有的干部[GanBu]向选民做了检讨后，取得了选民的支持，仍然当选为代表；而有的干部[GanBu]因不肯向选民检讨，结果落选。可见，普选与干部[GanBu]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是对干部[GanBu]的一次鉴别和教育，对转变干部[GanBu]工作[GongZuo]作风[ZuoFeng]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