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毛泽东[MaoZeDong]给干部作报告。 本报资料室供稿

　　追问张国焘变节叛逃时，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林彪作为一代名将、元帅，叛逃时同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为了确保党对军队[JunDui]的绝对领导[LingDao]，我军[WoJun]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制度和措施。为什么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193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戮力同心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时，中共内部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

　　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叛逃，连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他的贴身警卫员张海对周恩来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MaoZeDong]总结历史教训，明确提出：共产党不争个人兵权，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他形象地将党对军队[JunDui]绝对领导[LingDao]原则表述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这条根本原则，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JunDui]和独立领导[LingDao]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全国组织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JunDui]的诞生，也标志着党对军队[JunDui]领导[LingDao]的开始。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毛泽东[MaoZeDong]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为实现党对军队[JunDui]的领导[LingDao]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29年12月，毛泽东[MaoZeDong]主持制定古田会议决议，理论上阐明党对军队[JunDui]领导[LingDao]的原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LingDao]军队[JunDui]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政治委员制度成为一个崭新创造。1932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训令》第一次明确提出：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LingDao]。

　　纵观我军[WoJun]80多年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LingDao]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国外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在解放军历史上，出现过高层领导[LingDao]人脱离、叛变这个组织的事情，但从未出现过成建制的“叛军”。他们得出结论：解放军不会哗变！

　　这个发现只是表象，背后的奥秘正是“党指挥枪”。

　　1971年9月13日，历史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林彪作为著名战将、元帅，叛逃时与张国焘一样没能带走自己的警卫员。

　　改革开放环境下，党指挥枪作为一条根本原则，成为划清中国特色基本军事[JunShi]制度与西方军事[JunShi]制度的一个重要界限。党指挥枪这个建军之本、立军之魂，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搞什么“军队[JunDui]非党化”“军队[JunDui]国家化”。

　　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JunDui]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JunDui]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江泽民明确提出：“党对军队[JunDui]的绝对领导[LingDao]是我军[WoJun]永远不变的军魂。”2004年9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军队[JunDui]的绝对领导[LingDao]，是我军[WoJun]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始终关注、抓住不放，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2010年重新修订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LingDao]之下，其最高领导[LingDao]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JunShi]委员会。

　　党指挥枪，确保了我们这支军队[JunDui]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党指挥枪，同样能确保我们这支军队[JunDui]拥有辉煌的未来。

　　（张毓育）

　　追问党的七大把毛泽东[MaoZeDong]思想写进党章。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江泽民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课题，胡锦涛深刻阐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WoJun]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推动了我党军事[JunShi]指导理论的两次重大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我军[WoJun]建设有何意义？

　　1927年8月9日，瞿秋白正式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很希望毛泽东[MaoZeDong]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不料，毛泽东[MaoZeDong]婉言谢绝：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毛泽东[MaoZeDong]婉言谢绝，是因为党内许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岂止党内，就连斯大林也很疑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从枪口里，还是从枪屁股里出呢？”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MaoZeDong]和战友们几经挫折，终于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MaoZeDong]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

　　1977年7月，随着邓小平第三次复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在酝酿之中。

　　这个酝酿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实现了许多历史性突破。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写入党章。

　　不同阶段的军事[JunShi]实践面临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要求，党的军事[JunShi]指导理论随之不断发展。回顾历史，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推动了我们党军事[JunShi]指导理论的两次重大创新。

　　毛泽东[MaoZeDong]军事[JunShi]思想，依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就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JunDui]和夺取武装斗争胜利，以及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如何建立现代国防的问题，为党的军事[JunShi]指导理论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石。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JunDui]建设思想，科学回答和解决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JunDui]的重大课题。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继承毛泽东[MaoZeDong]军事[JunShi]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JunDui]建设思想成果，江泽民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课题，胡主席深刻阐述“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新世纪新阶段我军[WoJun]历史使命，进一步推动了军队[JunDui]建设的全面发展。

　　历史将永远铭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对我军[WoJun]建设所产生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伟大意义。

　　（孙 彤）

　　追问红军时期，一些官兵不习惯党对军事[JunShi]工作的领导[LingDao]，毛泽东[MaoZeDong]一度被迫离开军队[JunDui]从事地方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请示报告外，每两个月向军委作一次综合报告。我军[WoJun]为什么坚持民主集中制？

　　1928年4月，毛泽东[MaoZeDong]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当时，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一些官兵不习惯党对军事[JunShi]工作的领导[LingDao]，甚至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争论无果，1929年6月，毛泽东[MaoZeDong]被迫离开红军从事地方工作。

　　10月下旬，陈毅返回红四军向前委传达中央指示，邀请毛泽东[MaoZeDong]回红四军工作。12月下旬召开的古田会议规定，党内 “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防止党与军事[JunShi]分离、党不能领导[LingDao]军事[JunShi]的危险。

　　纵观我军[WoJun]80多年历史，从我军[WoJun]诞生之日起，党就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军队[JunDui]建立党的组织，为党领导[LingDao]军队[JunDui]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南昌起义时，党在起义部队中设立了前敌委员会，军、师设党委和党代表，各团设党的支部。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1928年7月，党的六大的军事[JunShi]工作决议案规定，党的一切军事[JunShi]工作都集中于中共中央军事[JunShi]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WoJun]针对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明确提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LingDao]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JunDui]的领导[LingDao]制度。此后，历次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都对这一根本制度作了强调和完善。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定了，不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重视发扬民主与维护部队高度集中统一相结合，是我军[WoJun]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广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MaoZeDong]在《军队[JunDui]内部的民主运动》指示中，第一次将军队[JunDui]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JunShi]民主，确立起军队[JunDui]内部基本的民主制度。

　　历史和现实表明，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以作战和训练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必须成为军队[JunDui]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4月，中央军委颁布《中国共产党军队[JunDui]委员会条例（试行）》，把党委议训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近几年，我军[WoJun]在重大军事[JunShi]演习中建立了与信息化作战体制相适应的联合作战党委。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军[WoJun]什么时候坚持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就能创造辉煌；什么时候破坏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就遭遇困难和挫折。

　　（张卿瑞）

　　追问长征路上，毛泽东[MaoZeDong]17岁的内弟贺敏仁违反群众纪律被枪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违反群众纪律的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被枪毙。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两桩事说明，我军[WoJun]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人都没有侵犯人民利益的特权。怎样看待我军[WoJun]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是两桩让人倍感痛心惋惜的事。

　　1935年6月中旬，红军部队进驻藏民区，断了粮。饥饿中的贺敏仁走进一座喇嘛庙，没找到吃的，便捡了百十个铜板，准备下山给大家换些干粮。战友们十分气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特殊地域特殊环境，师领导[LingDao]决定严肃军纪，下令枪毙了17岁的号手贺敏仁。他是毛泽东[MaoZeDong]的内弟。事后，毛泽东[MaoZeDong]劝慰贺子珍：“我们要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立足未稳，出现了一些违纪现象。在整肃军纪中，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被刘邓首长下令枪毙。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两桩事充分说明：除了人民的利益，我军[WoJun]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人民群众衷心拥护这支军队[JunDui]，甚至不惜舍命支持这支军队[JunDui]的根本原因。

　　我军[WoJun]80多年历史，不遗余力践行自身宗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卓著贡献。

　　南昌起义时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益，庄严宣告为中国工农大众而战。秋收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强调这是一支为工农求解放的队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的三大纪律中，就有“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再次明确：红军必须彻底纠正雇佣思想、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军阀主义残余和流寇思想等种种不良倾向，树立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建立革命政权的无产阶级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MaoZeDong]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确规定为我军[WoJun]的唯一宗旨，多次作了阐述。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这是关于党和军队[JunDui]宗旨的一种新提炼、新概括。1944年9月，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把人民利益作为评判军人生命价值的尺度，检验工作的标准，要求全体指战员牢记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LingDao]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军[WoJun]创建80多年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官兵团结战斗的思想感情基础，也成为官兵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重要力量源泉。建军初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大任务，是新型人民军队[JunDui]同一切旧军队[JunDui]的—个显著区别。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繁荣边区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任务被通俗地概括为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

　　新的历史时期，我军[WoJun]“三队”职能有了新拓展：军队[JunDui]停止经商做到令行禁止，抢险救灾一马当先，参加和支援重点工程建设发挥主力军、突击队作用，支援西部大开发展示了特殊优势……

　　2006年10月22日，胡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红军长征胜利充分说明了一个真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JunDui]，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这是总结历史经验，也是面向未来的庄严号召。

　　新世纪新阶段，服务人民任重而道远。全军将士有信心有能力在服务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创新，作出更大贡献。

　　（杨 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