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党员994人。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维经斯基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会前，维经斯基指出，应当“改变我们在民族[MinZu]解放运动中的作用。这首先应该表现为，更多地深入工农群众，更彻底地揭露国民党人同军阀的妥协趋向和更公开地反对国民党右派”，所以，“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维经斯基说:“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维经斯基还在会前“审定了”大会的“基本材料、提纲等”。

　　1924年12月初，陈独秀与彭述之、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进行中共四大的文件起草工作。各种草案都经起草委员会讨论，其中“尤以民族[MinZu]革命[GeMing]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其中尤以关于民族[MinZu]革命[GeMing]的性质问题，各委员的见解颇不能一致”。陈独秀与彭述之意见“略同”，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GeMing]，而维经斯基则持异议，认为“民族[MinZu]革命[GeMing]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另外，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GeMing]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彭述之不同意陈独秀、瞿秋白等“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GeMing]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的观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GeMing]，并且是国民革命[GeMing]中之必然的领导者”。

　　李维汉参加了《对于民族[MinZu]革命[GeMing]运动之议决案》草案的审查小组。据他回忆，原稿上提出了中国民族[MinZu]革命[GeMing]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GeMing]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最终，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议决案上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以肯定的语句指出，中国民族[MinZu]革命[GeMing]运动，“是十月革命[GeMing]后，广大的世界革命[GeMing]之一部分”。至于民族[MinZu]革命[GeMing]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GeMing]，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MinZu]革命[GeMing]中自己阶级的革命[GeMing]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而“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可见，中共四大议决案融合了陈独秀和维经斯基双方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共四大对中国民主革命[GeMing]前途的这个分析是很可贵的。

　　该议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GeMing]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议决案指出:中国民族[MinZu]革命[GeMing]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GeMing]”，又“含有社会革命[GeMing]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MinZu]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而中国的民族[MinZu]革命[GeMing]运动，“必须最革命[GeMing]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问题，大会强调，“中国民族[MinZu]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这个议决案和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不解决农民问题，“我们希望中国革命[GeMing]成功以及在民族[MinZu]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