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周恩来[ZhouEnLai]谈判的时候，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HongJun]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HongJun]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廖仲恺（1877－1925）：推动国共第一次携手

对国共首次合作，廖仲恺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廖仲恺不是共产党[GongChanDang]员，但他坚定地认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GongChanDang]亲善不可”。他认为共产党[GongChanDang]人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是国民党[GuoMinDang]复兴的关键。他信守两党的共同纲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和共产党[GongChanDang]人取得一致。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GuoMinDang]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到代表大会召开，左右派之间明里暗里的斗争充满了会议的整个过程。1924年1月28日，大会审查《中国国民党[GuoMinDang]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冯自由等的怂动之下，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GuoMinDang]员加入他党案，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GongChanDang]员参加国民党[GuoMinDang]。针对右派离间国共两党的用心，廖仲恺在大会上作了旗帜鲜明的发言，极力主张同共产党[GongChanDang]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

张学良（1901-2001）：私人巨款接济红军[HongJun]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ZhouEnLai]担任书记，专门从事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经过谈判和联系，周恩来[ZhouEnLai]很快就被张学良当成“最好的朋友”。

在同周恩来[ZhouEnLai]谈判的时候，据统计，从1936年4月到12月的8个月里，张学良接济红军[HongJun]的款项共达76万元。这些接济，对处境困难的红军[HongJun]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继续维护同共产党[GongChanDang]的友谊。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指共产党[GongChanDang]），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鲁迅[LuXun]（1881-1936）：共产党[GongChanDang]的知己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LuXun]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的共产党[GongChanDang]领袖：“南陈北李”。陈独秀赞赏鲁迅[LuXun]的才能，说对鲁迅[LuXun]“五体投地地佩服”；鲁迅[LuXun]则认为李大钊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1931年，鲁迅[LuXun]结识瞿秋白。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编书，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LuXun]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LuXun]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LuXun]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情谊的纪念。鲁迅[LuXun]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在鲁迅[LuXun]结识的共产党[GongChanDang]人中，还有红军[HongJun]将领陈赓。在与鲁迅[LuXun]的交谈中，陈赓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LuXun]一直保存，他甚至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HongJun]战斗情况。

黄炎培（1878—1965）：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听过黄炎培的讲演。一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学到人家强国的本领，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泽东深受鼓舞。

抗战时，蒋介石逮捕“救国会七君子”。黄炎培闻讯后，带着铺盖卷去见蒋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为“八君子”，此番壮举传为美谈。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炎培与周恩来[ZhouEnLai]关系最为密切，常邀请周恩来[ZhouEnLai]到他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黄炎培称赞周恩来[ZhouEnLai]：“乃天下难得奇才也。”皖南事变后，周恩来[ZhouEnLai]在参政会上愤怒揭露国民党[GuoMinDang]“打内战、除异己”行为，并在“新华日报”写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个大字。国民党[GuoMinDang]干扰“新华日报”售卖，黄炎培亲自去报社搬了几千份报纸到学校，让学生放学后挨家挨户散发，表示了对共产党[GongChanDang]真心支持。

1945年黄炎培等组织成立了民建，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GongChanDang]的可靠盟友，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不朽功劳。

霍英东（1923-2006）：为中共做香港护驾人

作为香港最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实业家之一，霍英东坚决拥护“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衷心拥护中央对港方针政策，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他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

从1985年起，他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归后，他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并与中央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何贤（1908—1983）：无论如何都要同共产党[GongChanDang]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一个在澳门曾家喻户晓的名字也再次进入媒体的视野。澳门人民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有“澳门王”之誉的何贤，为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所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