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为了支援前线抗日，以郭沫若[GuoMoRuo]为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献金运动。武汉各界踊跃参加，气氛热烈，场面感人。活动结束后，三厅工作人员将所献现金和金银器物等装了几十个大口袋，运存中央银行。由省市党部、省市政府、政治部、市商会、银行公会等八个机关和人民团体派员到中央银行对献金储存进行监督和协助清点、造册。最后一结算，献金达一百万元。当时有人说:“这次献金是对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郭沫若[GuoMoRuo]说:“这是一次出于自发性的极其盛大的民意表现。我敢于这样说，那几座献金台，作为民意机关的价值，是远远超出那个二百名参政员所构成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之上的。”

　　存在中央银行的百万献金成了一个很大的目标。如何保证这百万元捐款能可靠地用来慰劳[WeiLao]前方将士和赈济难民，确实令郭沫若[GuoMoRuo]和三厅同仁煞费心思。最后大家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统筹一切慰劳[WeiLao]工作。总会[ZongHui]系由公私机关合组而成，以民间团体形式出现。陈诚任会长，马俊超和郭沫若[GuoMoRuo]任副会长。“慰总”的实际工作则由三厅负责。当时，三厅派地下党员罗髫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率领简泰梁、张肩重、程步高、陈泽民等一批人兼管“慰总”事宜，简泰梁兼任总干事。这样确保了三厅对“慰总”的领导，也确保了献金使用到实处。郭沫若[GuoMoRuo]以后说:“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在抗战期间是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的……爱国同胞的‘七七’献金，在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的支配下，不仅没有一分一厘的浪费，而且是把一个钱当作了十个乃至一千个在使用的。”

　　“慰总”支配的第一笔献金是从香港[XiangGang]采购了大批前方急需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当时，前线最感缺乏的是医药和医疗器材[QiCai]，连奎宁丸这样普通的药，因受到日军的封锁而都奇缺。于是郭沫若[GuoMoRuo]提出来用一部分献金到香港[XiangGang]去买药。这一计划得到了三厅同仁的赞同和周恩来的批准。之后，三厅专门向政府申请了二十万元的外汇。

　　前往香港[XiangGang]采购药品[YaoPin]和器材[QiCai]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运输困难。周恩来和郭沫若[GuoMoRuo]商量后，决定将此任务交给阳翰笙和程步高。另外从政治部会计处抽调会计雷平一同行，负责整个采购过程的账目。

　　1938年9月中旬，气候稍显凉爽。阳翰笙、程步高和雷平一开始了艰苦的香港[XiangGang]之行。

　　战时香港[XiangGang]既是许多达官贵人避难的海外孤岛，又是重庆国民政府联系欧美各国的重要枢纽。特别是国民党的金融机构纷纷撤往香港[XiangGang]，而只在内地设立分机构。一时间，香港[XiangGang]几乎成了国民党经济、金融及商业、文化中心。上海沦陷后，成立于1935年的中央信托局部分人员撤往汉口、重庆，总局机关则迁往香港[XiangGang]，在汇丰银行大楼租了二十间办公室。其时，除局长叶琢堂到港外，还有国民政府驻港外交代表俞鸿钧以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身份兼视该局重要事务。当时中信局的主要业务是办理保险、有奖储蓄、信托、购料、运输等。

　　阳翰笙一行在香港[XiangGang]的采购业务即是委托中央信托局办理的。在中央信托局直接负责接待阳翰笙一行的是冯亦代。冯亦代此前并不熟悉阳翰笙和程步高，只是有所耳闻。以后，他曾专门回忆与阳翰笙在香港[XiangGang]的这次见面。他说:“我在读书时就知道左翼作家中有位名叫阳翰笙的领导人，但和他首次见面时，已在1938年秋天了。那时他代表武汉各界抗敌协会来香港[XiangGang]委托中央信托局向海外购买运输卡车、药品[YaoPin]和外文书刊等。我正在该局购料处工作，他们[TaMen]是由我接待的，不过见面就成了熟人，和他同来的还有电影导演程步高。”

　　到香港[XiangGang]后的情况，阳翰笙是如此介绍的:“在香港[XiangGang]驻有各国大小公司的经销站，我们通过这些经销站向外订货。雷平一管账目，程步高管订购，我负总责。外汇均由中央银行支付，我们不经手。我们一开始就考虑到将来这些药物器材[QiCai]必须用卡车送到各战区去，而且三厅的宣传工作，特别是战地宣传工作也急需交通工具，因此我们一到香港[XiangGang]首先就向国外订购了十辆能走山路的道奇牌卡车。这时战局发展得很快，物价不断上涨，所以我们刻不容缓地请教了一些医药专家和熟悉行情的人，及时地办妥了大批订货。”

　　由于订货的量较大，需要等待。而这样的等待往往是漫长的。为此，阳翰笙决定他先返回三厅，程步高、雷平一留驻香港[XiangGang]继续负责采办和运输事宜。听说阳翰笙要离开香港[XiangGang]，冯亦代特地前往他们[TaMen]的住地送行。这次，他亲眼看到了阳翰笙一行身揣数金却异常俭朴的作风，顿时肃然起敬。这种深刻难忘的印象致冯亦代在若干年后还有非常清晰的记忆:“不久他(阳翰笙)要回武汉去了，我便到他们[TaMen]住的西环海边一家旅店里去给他们[TaMen]送行。他们[TaMen]住在一家并不起眼的小旅店里，在一大层统楼里间隔为十几个小房间，有如鸽笼。他们[TaMen]住的房间正处大屋的中央，两人侷处斗室，十分狭隘而且空气郁闷。我找到他们[TaMen]的住房，已是汗流浃背了。我问翰老为什么不找一个较好的旅馆，他笑笑说，这儿房金便宜，又不久留，就暂时落脚了。旅费无多，能省即省。他说话时十分自然，好像理当如此。”

　　从这些细节可见，当时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抗战，阳翰笙一行在灯红酒绿到处充满诱惑的香港[XiangGang]，是何等地严格要求着自己。

　　当采购货物全部备齐的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广州失陷，原先拟定的线路已无法通行，这大批货物只有绕道越南，抢运云南。货物运抵河内时，河内码头十分混乱，托运遇到重重困难。幸亏程步高精通法文，又精明强干。他用法语向越南的法国海关人员再三交涉，经过重重周折和复杂的搬运工作，终于将这大批药物、医疗器材[QiCai]和十辆卡车安全无损地运到了云南。在战云密布的环境中，这样大批量的跨国运输，其复杂性和艰难性是难以想象的。程步高、雷平一以他们[TaMen]的聪明、勇敢和坚持，证明了三厅人员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抗战的信念。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边陲云南是个地方势力很强的独立王国。无论是中央军或龙云的地方军纪律都很坏。在战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突然有大批卡车、药品[YaoPin]运抵云南。这不免让他们[TaMen]垂涎。中央军、地方军对这些物资都有窥视。当时情势较为紧张，虽说物资已进入国内，但亦很难保证能安全运抵大后方，然后分配到前线。为了保证这批物资的安全，程步高找到了一个地方实力派，此人与中央军、地方军以及三教九流均有关系。通过他的疏通和斡旋，稳定住了这批货物。

　　程步高急切赶赴重庆报告情况。因整个周期已近半年，当时三厅已迁重庆。后来政治部调集了几十部车前往云南将所购药品[YaoPin]、器材[QiCai]全部运回重庆。这时竟出现了他们[TaMen]谁也没有料到的奇迹，二十万元的药品[YaoPin]、器材[QiCai]运到重庆时，时价已涨到五百万元以上。陈诚、张厉生喜出望外，马上打报告向蒋介石邀功，说政治部从国外买来了五百万元的药品[YaoPin]和器材[QiCai]。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政治部部务会议上，张厉生都侃侃而谈，把这说成是政治部的功劳，赢得了蒋介石的表扬。他们[TaMen]没有提及三厅，没有提及全国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不免有贪天功之意。而郭沫若[GuoMoRuo]对此却有客观评价，他曾说:“这的确是阳、程二位的一件大功劳，虽然他们[TaMen]在胜利后并没有得到过什么‘胜利奖章’，但谁能够抹杀这两位的成绩呢？”

　　根据政治部的意见，这批购回的药品[YaoPin]、器材[QiCai]必须立即分配到前线，由全国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负责分送。然而出乎预料的是当局批的方案是只分给十个战区，也就是说没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份。郭沫若[GuoMoRuo]、阳翰笙对此方案非常不满。好在全国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负责具体分发事宜，县官不如现管。阳翰笙对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的同志们说:“第三厅辛辛苦苦买来的药，怎么可能不分给八路军、新四军？应该分成十二份！”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的简泰梁、罗髫渔、张肩重等都很支持阳翰笙的意见。于是，他们[TaMen]将药品[YaoPin]、器材[QiCai]分成了十二份，而且八路军、新四军这两份还尽可能给得多一些。

　　郭沫若[GuoMoRuo]与阳翰笙在第一时间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叶剑英参谋长和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郭沫若[GuoMoRuo]、阳翰笙告诉叶、钱二位，他们[TaMen]代表全国慰劳[WeiLao]总会[ZongHui]和第三厅，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一份药品[YaoPin]和医疗器材[QiCai]，请他们[TaMen]派人去监收。叶剑英和钱之光闻之十分高兴。这些药品[YaoPin]和器材[QiCai]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来说确实是太需要了。叶剑英连说:“真是厚礼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钱之光当即派人前往装货，满满装了两卡车都还没有装完。数天后，叶剑英带着两位参谋人员手执八路军办事处公函专门到三厅表示感谢。在场三厅人员都十分欣慰。阳翰笙以后说:“我们大家也都十分高兴，因为在那个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药品[YaoPin]和器材[QiCai]是十分珍贵的。人民捐献的血汗，通过我们的努力，总算到了抗日前线，到了人民军队的手中，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刘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