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严谨的史学著作，在论及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时，都必然要论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之所以彪炳史册，是因为它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而决定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摆脱严重危机的转折点，是党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伟大胜利的转折点。

　　将陷绝境的危机和为摆脱危机的努力

　　1933年9月，蒋介石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集中5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其时，领导创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受到排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他不懂军事，完全信赖和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而李德既不懂中国国情又毫无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只是完全照搬苏联的军事教科书、军事条令和正规战争的经验，且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脾气暴躁。于是，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完全否定毛泽东切合敌我情况制定的、前几次反“围剿”作战屡试不爽的军事路线，结果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大部被敌人侵占。针对严重的敌情，中共中央被迫实施战略转移，放弃中央苏区，西向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3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立即调集几十万大军，在红军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英勇的红军连续突破了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但由于“左”倾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的行动，几乎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大大减弱了红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给了敌军堵击、截击和追击的机会。11月25日至12月1日，红军在广西全州以南、湘江以东和优势的敌军血战一周，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12月11日，红军在行进中攻占湖南通道，中央负责人随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根据严峻的敌情，力主放弃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突进，以避开堵击的敌军，争取主动。此议得到周恩来等与会多数人的赞同，但为博古、李德反对。会议决定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但博古、李德给军委的指示是绕道黔东，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湘西。根据严峻的形势和大家的请求，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的意见，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多数成员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不去湘西，而向贵州进军。随即，红军开始向黔西进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黎平转兵”。这一战略行动方向的改变，不仅避免了红军陷入重围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一下子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减轻了军事压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斗争所取得的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胜利。

　　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这时，李德、博古又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为此，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的破产，使红军面临了严重的危机。改变党和红军的领导已经成为党摆脱困境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为此做了积极的努力，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就是谋求改变错误的重要成果，并为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基础。（李东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