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明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完全抛弃了红军关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战略口号”，是别有用心的污蔑。事实上，遵义会议及其后，党和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口号。

　　本文摘自《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作者：王健英，原题：《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震惊世界，名垂青史。笔者经过研究认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实质上可以说是实现“北上抗日”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红军北上抗日”口号的提出与实践

　　全面探讨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的关系，首先应搞清“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是何时提出的？是否仅是一般的宣传口号而不具有行动意义？为此，需要回顾党关于抗日反蒋基本方针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方针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先发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号召。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最先高举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当时，中共中央虽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推行关门主义政策，影响了争取中间力量参加抗日斗争；但在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方面，全党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决议，提出“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士兵“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东北的党组织很快组织起抗日游击队，领导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上海等地党组织积极动员领导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苏区党、政府和红军的领导人，对抗日反蒋更发表了正确的主张和号召。一九三二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周恩来在《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指出，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是要以“革命战争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号召动员、武装人民群众，“直接对日作战”（1932年2月3日《红色中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四月十五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1932年4月21日《红色中华》。）

　　事实表明，一九三二年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已经把“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基本方针。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实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内战政策，根本不允许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反而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摆在第一位。同时提出“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机，将愈迫近”，“要使全苏区劳动群众不论男女，都有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对日作战的热烈要求”（1932年4月21日《红色中华》。）。中共临时中央认为“组织、准备、领导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是当前最切要的，必须即刻进行的行动口号，而不是宣传口号”（《六大以来》（上）第208页。）。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把“对日宣战的主张”，也看成是“行动方针”（《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

　　（二）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

　　一九三三年初，日军占领山海关，进攻热河。南京、北平等地工人发表通电，要求“全国一致誓死抗日”，“实行对日宣战”，各地群众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等组织。针对这种形势，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领导人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希望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诚意。二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